放眼望去，名为“瑞兆之间”的会场里，全是五六十岁的中年夫妇。
用隔板隔开的简易包厢紧凑地排列在一起，每间包厢配有一套桌椅。相对而坐的中年夫妇面对面，神情严肃地窃窃私语着。
“老公。”
听到妻子叫自己，益男才回过神来，发现排着的队伍已前进了一些，估计再过几分钟就能轮到自己了。排在后面的夫妇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大，面露催促之意，益男急忙迈了几步，和妻子站在一起。
他再次看了一眼四周。这处会场位于东京一家一流酒店的大厅内，高高的天花板上吊着雅致的枝形吊灯，比平常见到的更接近地面。据说由于这家酒店非常宽敞豪华，所以周末和假期都排满了结婚仪式的预约，就算是工作日，也有来此地办订婚典礼的。酒店员工每天都要接待来踩点的新婚夫妇和他们的父母。
然而，今天这里聚集了一大堆与婚礼无关的人。他们都是代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来相亲的。
子女因为工作太忙而抽不出时间相亲，便由父母代替他们参加类似活动的行为被称为“代理相亲”。第一次看到杂志和新闻节目上介绍这一现象时，益男不禁感慨地说：“这世道完了。”
益男是典型的“团块世代”人。他出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泡沫经济最繁荣时生了个独生子。经济繁荣的年代，女性结婚后就会回归家庭，因此妻子郁子一辈子都是家庭主妇。平常除了做做家务以外，就是照顾独生子孝一。因此孝一即使上了高中，依旧由母亲为他打扫卫生、整理衣服。
“让他自己来。”益男时常训斥。
“我帮他做又怎么了？我们小时候，父母都没时间好好照顾我们，我不想他也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可怜。我很早之前就打定主意要好好照顾他。”
每当益男试图让郁子不要再插手儿子的事情，郁子都会如此反击，然后继续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
郁子说得没错。他们的童年时代正处于“二战”战败后，父母和祖父母为了生活拼尽全力地工作，根本没精力照顾孩子。而且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电子产品，所有的家务都要母亲一个人亲手完成，经常一做家务就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益男确实不记得母亲照顾过自己，她总是让自己和哥哥姐姐一起玩，让他们帮忙检查作业。到了小学高年级，他就开始自己做便当，体操服破了也是自己补。那个年代，孩子自己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妻子郁子作为长女更是如此，她还要照顾三个妹妹，根本没机会跟父母撒娇，这一点让她一直遗憾难过到现在。也许是为了让小时候受过的委屈不再重演，郁子把照顾儿子孝一当作生命的意义。
回想起来，这样的家庭模式在当时很常见。再往前的那个年代，夫妻俩忙得晕头转向才是爱情。而到了现在，父母对孩子的照顾居然扩展到替孩子相亲，真是无聊透顶、愚蠢至极。益男一直很鄙视代理相亲，也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所以，当几天前郁子回家后告诉他报名参加了代理相亲活动时，比起惊讶，他更多的是愤怒。
让他更加怒火中烧的是，郁子竟然云淡风轻地对他说：“我是用自己的钱报的名，你没什么资格抱怨。”说完，她就淡定地去准备晚饭了。
他们俩结婚时，二十四岁的妻子郁子乖巧顺从，十分稳重。然而，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之后，郁子的脸皮越来越厚，说话也变得毫不客气。益男退休在家赋闲后，他感到郁子更是得寸进尺，说话做事完全不考虑他的心情。虽然这么想，但益男也拿不准这是不是一个退休男人的嫉妒心在作祟。
妻子口中所说的“自己的钱”，是指她在陶艺教室做助手赚的打工费。孝一长大成人出去工作后，为了排遣寂寞，郁子开始学习陶艺。她本来手就很巧，而且很喜欢缝纫、刺绣这种需要集中注意力、好好做一个东西的事。刚开始时，她只能烧制筷子架和茶杯这种小东西，但学了十五年之后，现在她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制作一个花瓶或盆。而且，郁子和她的陶艺老师关系非常好，于是益男退休之后，郁子便做起了陶艺老师的助手，一周去三次。
让益男心里不爽的是，自己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妻子却神采奕奕地在外工作着。除此之外，她还在家门口的鞋架上摆了一排陶艺作品，之前那里放的一直是益男画的画。
益男从小就对水彩画感兴趣，画的主要题材是花草，他尤其爱画喜林草这种群生的蓝色花朵。之前，他会把自己画的画裱起来放在客厅和走廊里，但买了现在住的房子之后，妻子就禁止他在墙上挂画。
“这房子不是租的，别在墙上钉钉子。”
搬家时，益男只好把好几幅心爱的画装进了纸箱子，到新家后也没机会把它们拿出来。只有玄关的鞋架上摆着益男最得意的一幅画。
然而，妻子又往架子上放了花瓶和水壶，自然就挡住了益男的画。于是益男开始故意画那种很大的画，摆在妻子的陶器前面。妻子就又不甘示弱地烧制大件陶器，摆在益男的画前面。这场无声的战争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益男的画完全被妻子制作的大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