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那女孩是我跟二毛的初中同学，和二毛上同一所高中，高考落榜后就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外面租房子，二毛夜不归宿时，就是跟她一起。看得出来二毛很爱她——如果在我们这种年纪，能说得清什么叫爱的话。
二毛对那张肖像画非常满意，甚至有些嫉妒，所以他提到“艺术家”时总带着一丝调侃。当然，我自己很清楚，我画的这些东西远远称不上艺术，连最初级的模仿都算不上。
表哥的声音透过话筒，他一向大嗓门，我不由得偏了偏脑袋，好像下一秒就有口水溅出来。他邀请我上北京。“跟着我干，”他说，“也跟我做个伴儿，怎么样？”
不久，我就买好了火车票，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打包带回家，顺便告诉我妈，我要上北京了。一阵沉默过后，她说了句：“唉哟，到那边吃什么呢？”好像北京会闹饥荒一样。然而除了吃，别的困难，她也想象不出了。实际上，我吃得很好，住得也不坏，问题就出在这里，有吃、有住、有活干，可是仍然不满足。
“你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表哥说，我没回答，他也不深究。忙完一个周末，周日的晚上，他带我去买烧鸡和啤酒，我们坐公交车到白石桥的家乐福超市。我喜欢巨大的超市，即使不买，那种物质丰足的感觉也让人心里踏实，踏实中生出欢喜，像土壤里长出瓜果一样。我喜欢看那些包装完整的蔬菜水果，各种奶制品的清爽包装，敞开的冰柜里照着柔和的光，所有的商品都在仔细打扮自己，努力地取悦大家，看上去很可爱。
我们买了打折的烧鸡、啤酒和一些别的饮料，表哥喜欢一种苏打饼干，每天用它当作早餐。我们顶着傍晚的炎热等公交车，挤上去，再挤下来，啤酒罐的温度升高了，口感变得软绵绵的，表哥喝一口，骂一声，说明天咱们去买个冰箱。家里那台老旧的松下冰箱坏了，这冰箱的年纪搞不好比我还大，房东不肯换新的，我们只好自己去买。
第二天，表哥带我去了三环路上一家大中电器，商场里冷气开得很足，工作日的上午，顾客不多，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里面闲逛。一个穿紧身旗袍、斜挂绶带的姑娘站在那儿，像是从五花八门的电视广告里走出的女郎，把一张传单塞进我手里，是一个国产品牌冰箱的广告单。
“有特价。”她说，怯怯地，一看就不是销售的老手。
表哥喜欢特价，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喜欢的东西。表哥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而我是独生子，从小他就不像我这么任性。最后，表哥拍板，买下了她发广告的那个冰箱型号，约定地址、时间，厂家会送货上门。她领着我们去结账台，旗袍裹着的身体左右摆动。那天，直到上床睡觉，我还惦记着她，穿旗袍的背影化成利箭，贯穿了一整夜的梦。
第二天，冰箱来了，表哥买了一整箱啤酒，整整齐齐地码进去，满足地叹了口气。晚上，我们回到家——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喝冰镇啤酒，看碟，吃各种包装袋里的超市食物，窗外是一条热闹的马路。晚上，无数的灯火亮起，这间小屋好像是漂在黑夜里的一条船，划向看不见的地方。
“我在想，以后能干点啥。”有一次表哥问我，“你整天都在想什么呀？”我告诉他我的困惑。
“想这有什么用？做一天算一天嘛。”他说，打开下一罐啤酒。十四寸的电脑屏幕上，一男一女正在接吻，相互抚摸。我走到窗前，看见无数的色彩和光线在流动。我忽然有种冲动，想到自己也许可以做点什么，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我拿起手机，对着窗外拍照，老款的诺基亚手机像素很低，拍出来模糊一片。模糊的光点密布在暗沉沉的背景里，包含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推开窗，音箱里传出的声音使我迫切地需要一双手臂、一个拥抱和一片柔软的皮肤。夏夜的风带着温热的质感，让人联想到丰满的肉体、潮湿的气息、铅笔画出的断续的线条。表哥抱怨我开窗放走了空调的冷气，挂在窗外的压缩机轰响着，像一个忙碌的蜂巢。
日子如水流过，一切如常。我从未想过我真有什么艺术上的天赋。爱好不等于天赋，到北京之后，所有的艺术形式，除了色情电影，都与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休息日，我去看过几场不收费的画展，没品出什么特别的滋味，被人肯定的艺术品没能打动我，那问题一定出在我这边。
在表哥的店里，我整天跟电脑配件为伍，对各种设置和参数了如指掌，也能一眼看出顾客是不是行家。干我们这行，能赚到的多半是外行菜鸟的钱。表哥的面相老实，而我呢，长得还算帅气，这样的组合能击中广泛的客户，不论是带着上学的孩子来买电脑的父母，还是完全没有电脑常识的年轻女生，都觉得我们看起来诚实可靠，说话也风趣动听。表哥从不轻易夸人，有一天，喝了一点酒之后，他说，意城，你是个好帮手，明年，我再盘一间店。我忽然意识到，表哥一定赚了不少钱，远比他告诉我的要多，而他给我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当时我也喝了点酒，就借着酒意，开玩笑似的说：“表哥，给我涨点工资吧。”
他没说话，第二天早起，上班之前，他一边刷牙一边跟我说：“三姑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