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
弗雷德丽卡的校外文学课越教越上手。弗雷德丽卡最近在讲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卡夫卡和萨特的内容。约翰·奥托卡尔没有报名上最近的课程，当然，关于为什么不上课，他也未对弗雷德丽卡做过任何解释。基本上，大多数学生还照旧出现在课堂里，相处起来比以往轻松多了，也知道跟谁说话最能聊得来，也不尴尬。成人学生之间出现了更加细化的三三两两、成对成双，连彼此间的嫉妒心都随之增强了。裘德·梅森再没有出现在弗雷德丽卡的课堂上，但在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写生课教室里的红色灯光中，他河马般的灰色皮肤还是会隐隐约约透着光泽，他也时不时在弗雷德丽卡鸽子窝大小的办公室里塞进几张印着尼采名言的明信片。利奥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个叫克莱门特·阿加彭斯的朋友，那是个脸盘很大、面相和蔼的高个子黑人男孩。克莱门特·阿加彭斯有个弟弟，名叫阿萨内修斯，两兄弟的妈妈是个夜班护士，他们还有一个偶尔才出现的父亲，他们说他的工作是“卖卖东西”。克莱门特和阿萨内修斯是第二代移民，父母亲来自加纳。弗雷德丽卡挺喜欢克莱门特，尽管克莱门特是哈梅林广场区的一个捣蛋鬼。他们一群男孩子总是绕着广场跑来跑去，而且还被怀疑常常玩一些恶作剧，比如，按了谁家的门铃后赶快逃走，或偷别人家门外的牛奶瓶，再不就是破坏窗台上的花盆箱，遭殃的多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花盆箱用白漆粉刷一新，还在门上装了黄铜的门环，花盆箱被弄坏了不说，连门环偶尔都会被拆卸下来。尽管如此，弗雷德丽卡对克莱门特却有种特别的感情——或者感觉，但她不敢向任何人述说。她为儿子和克莱门特的关系而感到欣慰：克莱门特和利奥真的非常喜欢彼此，亲密无间，两个小男孩随时随地都能玩在一起，也能讲个没完。她也为自己喜欢克莱门特而觉得很开心，克莱门特说的笑话总是能逗得她哈哈大笑，克莱门特讲的故事她也听得津津有味。她很庆幸她儿子有个黑人朋友——而且是个真心朋友，毕竟，在还没交到克莱门特这个朋友之前，利奥自己在哈梅林广场上玩时，三番两次被有意无意地撞倒，再不就是他的儿童三轮脚踏车突然间消失了一阵子又神奇地出现了，但少了车铃，脚踏板上的橡胶垫也不见了。这些事情都曾一度让弗雷德丽卡忧心忡忡。她小时候在学校里也遭到过霸凌，她被殴打、撕咬、绊倒、抓伤，事实上她自己觉得没什么，她习以为常了。她很小的时候，独自一人穿过小村庄去学校，一点也不会惊慌，每天在踏上回布莱斯福德的公交车那一瞬，她都感到自己比早上的时候长大了一点。她心目中设想的哈梅林广场，是一个具有都市生活特点的村庄，不过那只是她的期望，比起她度过了整个童年的地方，哈梅林广场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地方。她对哈梅林广场到底有多不安全并没有实感，她觉察不出令她不安的因素——就像她的同辈人一样，往往对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有着迟钝的感受力。所谓的都市恐惧感在1965年才刚发端，还是个新名词，没什么实际意义。更令弗雷德丽卡害怕的是：万一奈杰尔的委任律师们发现利奥坏了的三轮车或那些脏兮兮的玩具该怎么办？“我也担心会看到儿子受伤的身体和哭花了的脸，他一边擦着眼睛，一边揉着伤口……”弗雷德丽卡想象着，“这样的情况谁说就不会发生在布兰大宅里，比如他在小围场里骑着他的小黑马慢跑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又或是在什么预科学校的更衣室或储物间里被一群不像样的小混混捉弄。”她一边吓着自己，一边下意识拿出自己做的司康饼和果酱给克莱门特，连给克莱门特和利奥读碧雅翠丝·波特的童书《托德先生的故事》时，也忍不住胡思乱想。
11月到了，克莱门特他们开始为篝火之夜收集柴火，哈梅林广场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在广场中心泥地边缘上举行盖伊·福克斯之夜 [1] 的传统。男孩子们会去当地的商铺，讨要装蔬果的板条箱或坏掉的椅子。“我们不怎么收硬纸板，因为硬纸板着火后烧得很快，而且烧得乱七八糟，遍地火星。所以得用木头，木头烧得比较稳定。”哈梅林广场的父亲们，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父亲，都拿出自家用不上的柴木。有一天夜里，克莱门特他们收集的所有木头一下子被偷走了，就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到篝火举办地附近——比如炸毁的废墟或足球场上盯梢——那些被盗的木头也一根都没找回来。柴火的收集只好重新再来一次，而且也加派了人手保护收集来的柴火，白天看守的是些小男孩，晚上换成了怪里怪气的爱夜游的成年人。利奥对此感到兴奋，他根本没见过什么篝火，但仅凭一句“直冲夜空的光焰”就能点燃他的想象力。他万分沮丧地得知篝火之夜竟然落在他固定回布兰大宅的一个周末。他对弗雷德丽卡说不想去布兰大宅。这是他第一次对于在父母双方间的轮换提出异议。他有时候从布兰大宅回来后，脸色煞白，神情严肃，也不说自己在布兰大宅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弗雷德丽卡也不会问他，她希望布兰大宅那一方和自己一样保有同样的默契。她不想去想皮皮·玛姆特或他两个姑姑奥利芙、罗萨琳德是否会向利奥问一些关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