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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 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每节课下课前，”戈登女士说，“我们都要读一读字典，查一查我们今天所学的字词，比如今天的虫子、小蛇。玛丽·奥顿，你来挑一个单词，因为你今天思考得很多，你来选一个吧。我们最后想读到一些没有人认得的字眼——连我都不认得的字眼。我们还会畅想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单词，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单词做多少表达。”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