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举行的选举会议议程摘要——我正在变得小有名气，我觉得——但你知道，这些时日真正的阵地是电视——这是电视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一次选举。可怜的休姆爵士(呃，其实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爵士，但这个名字卡在我喉咙里，我的圆珠笔也不愿意这么写)有一张像骷髅一般的脸和一口不像样的牙，现在家家户户能看到这些琐屑的小事，一点一点加固着你的印象，就像棺材盖上的钉子越钉越紧一样。这些东西挺解闷的，但我不喜欢那种无谓的恶意。人们叫他“骷髅脸”，说他对人怒目而视——像仅凭目视就能使他人遭殃的邪眼一样。电视就像一个魔术箱子，弗雷德丽卡，它的法力正要开始搅动。我一定得上电视，我是一定得上电视的。文字是很美妙，但已经是明日黄花——姑娘，电视才是新能量的汇聚之地，所以我要上电视。你那位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吨位不小的朋友欧文·格里菲斯，就因为工党和媒体的关系而上了电视，时不时都能在电视荧屏上看他在那儿奉承拍马地咧嘴笑着——你看电视吗？亲爱的，还是说你在工业化前的隐居地里，过着不染俗世尘嚣的日子？我敢说格里菲斯那家伙很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电视那个小东西——他用直觉教导人们，把煽动者驯化得彬彬有礼、易于亲近、说话麻利不重复——很多未被驯化的“煽动者”觉得这很难——会飞的威尔士小伙子们，再也没有“大集会”的暗语了。格里菲斯还能指导那些大人物，告诉他们哪里做错了和哪里做得很好。我料想，他能在这一行走得很远——但我不确定，他对他的那些原则是不是严肃的——
休说你生产制造出一个小家伙。坦白说，对我而言，这难以想象，但我想你能用你一贯的混合在一起的皱着眉头的决心和神经质，把这一切处理好。虽然我这些日子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但总觉得老朋友们是得更花时间和更深入地经营的。我们爱你，弗雷德丽卡，来看看我们，来和我们玩，如果你被允许的话，来和我们一起创造胜利吧。(我想你不被允许。哎呀呀，托尼·沃森，可得注意了!)
你记得我这位饲酒之神吗？你记得总是能把你所有的仰慕者召集起来看你表演的聪明的我吗？总是机智过人、资源丰富——像大山崩一样!我这超群的才华，已经在你的“牛群”之间发动起一个大型的宣传活动了，就是想让你看看你究竟有多受重视。振作起来，想象得到一个超大的、火热的吻，来自——
托尼
我亲爱的弗雷德丽卡：
我不怎么常写信，但是我得知有人需要我写一封。那是来自曾经的一个声音在说话，而我多希望那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声音小心翼翼地说你现在是一位拥有优渥生活的已婚女士，请问你是否记得一辆摩托车？是否记得斯卡布罗一间血腥的旅馆？还有我想要帮助你解决一个深奥难题的意愿？以及卡马格的一个海滩，罗伊斯顿镇的一个台阶，夏日夜晚中的微笑，你那清澈年轻的声音(对，我记得你的声音，我可以专业地告诉你，那是只有从脑海中才能听到的声音，那是一个根本听不到了的声音)。“我会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我不会流血的。”那声音中的质感已经消逝了，不可避免地消逝了——一同消逝的还有树林中的亮光。我非常害怕诗剧的复兴，可我也知道诗剧无以挽回，这格外令人忧伤。
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骑着两匹马——朝向终点站狂奔——我不能永远这样，我告诉自己，我会在赛场上穿着我粉红色的褶边衣一头冲进漫天木屑中，好吧，不用比喻句——我努力得像两个人在干活一样，裹着两种不同人生。我有自己的实验室。在北约克郡大学的“进化楼”里，我们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视觉的建构、对形状的认知、出生后的可视化记忆之类的事情。我经常见到你弟弟，他参与了由微观生态学家们和新型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合组的一个项目，他们的项目跟我自己做的一些关于活跃大脑的心理学实验有关——每个人都很看重马库斯，微观生态学家亚伯拉罕·考德尔-弗拉斯、数学家雅各布·斯克罗普，也相当重视他，你听到应该挺开心的。我们极其理想主义的大学副校长仍坚持着知识一体化的观点，所以我们常做一些跨学系的探讨，比其他研究场所更频繁。所以我能向他们说起我另一半的人生——我与那个魔术箱子所发生的私密的、羞耻的调情——可能是基于了解我对于大脑如何构想并识别脸面和箱子所得出的严肃分析理论，所以或多或少他们都愿意相信我在电视上所说的话，毕竟我工作做得不错，也有不错的助手。
我最近做了一两个关于艺术和感知的优雅的小艺术节目。你看不看电视？你几乎无法开始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里，电视这个屏幕、这个箱子，究竟能以怎样的形式传播艺术和思想。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个新的文化工具，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不管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或更坏。可能会更坏吧——得知人们对惰性、便利和不思辨的需求……但当我这么写的时刻，我发现这件事的对立面也是成立的——人们通常需要复杂性、困难和思辨，而且电视也提供这些内容——用电视独有的方式。这是一个比我们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