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大家庭长大的。童年记忆里的餐桌上，总有那么八九十个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逢着过年过节，有时候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我的舅妈曾庆红有一道“凉拌鸡”，总得她亲自来做。
一定要乡下亲戚那里送来的走地土鸡，养几天熟悉熟悉县城里的水土，再处理了放凉水里煮，根据鸡的大小，时间在二十到三十分钟，筷子插进鸡肉没有血水流出就好。煮好后立刻把鸡浸进事先准备好的一盆凉开水里，保证皮紧肉嫩（或者直接拿到冷水龙头下面去冲）。拿稍大的容器，装适量的糖、盐、味精，趁热把鸡汤淋上去，让调味料融化。汤要淋得宽（多），放在一旁备用。鸡要在凉水中浸透了再斩块，这样肉才嫩而不散。吃之前半个小时把鸡肉块浸入刚才准备好的调料，淋藤椒油和现制熟油海椒（四川很多人家都应该有一罐属于自家味道的熟油海椒）。喜欢吃蔬菜的可以加点焯过水的脆藕片，或者直接洗净切丝的洋葱。这做法写过之后，味道应该也不用多说了，总之这一段写下来，我已经咽了好几次口水。
当然做法是舅妈后来才告诉我的，小的时候我也只管闷头吃，从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至于三姑父的辣子鸡丁、妈妈的酸菜鱼、爸爸的砂锅土豆牛腩，端上桌我就吃，对好不好吃也没有什么评判。因为家里吃饭总是定时定量，满足了一个少女成长需要的所有营养，我也很少在外面吃零食。偶尔家人会拉着一起去不怎么有人知道的小饭馆，吃点脆皮鸡、烹河鲜什么的，我也是淡然地吃，吃完就在农家乐的麻将声中继续看书写作业。那时候“吃货”一词并不流行，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吃之人。
直到十三年前的秋天，我离开家去北京上学。
因为是语言学校，食堂有世界各地的美食。彼时还没经历“猪肉涨价”，一锅石锅拌饭才六块，能吃得扶墙而出。怀着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兴奋劲儿，我每天开开心心地去食堂点不同的盖浇饭，没感觉到任何思乡之情。
大概过了一个月，新环境适应了，课业开始忙碌，兴奋和新鲜渐渐趋于平淡。跟一个同学在食堂吃饭时，我突然脱口而出：“这菜要是放点儿花椒就更好吃了。”
话一出口我才惊觉，我想家了。当然想念家人的温暖，想念熟悉不会迷路的小城市，但想得最多的，大概还是家里的饭桌。想凉拌鸡、想酸菜鱼、想辣子鸡丁、想土豆牛腩。想着舅舅炒菜一把把撒进锅里的干辣椒，想着外婆家每年用松柏枝熏过的川味香肠。想面前堆满各种美味的饭碗，想在做作业的间隙抬起头看见厨房弥漫的烟火。原来小时候的不经意，是这么奢侈的幸福啊。
所以，二十出头都没怎么进过厨房的我，一毕业就开始在租来的小公寓捯饬锅碗瓢盆。每年回家，走的时候行李箱里塞满的是腊肉、香肠酱、兔头、辣椒、花椒、豆瓣酱。有一次带了好多瓶藤椒油，恰遇车站安检加严，差点没上成火车。大约也是想免去辗转携带之苦，几年前面临人生去向抉择时，我跟对成都印象颇佳的广东老公一起回了四川。
几年后《舌尖上的中国》火了，听到里面说“也许，每个人的舌尖都是一个故乡”，我握着正在炒豆瓣酱的锅铲，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所以张编找我翻译这本书时，我看了看内容简介，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张编还说，我觉得这个题材你来翻译比较合适。我“嘿嘿”一声心想，您直接说我是吃货好啦。
《鱼翅与花椒》，无论是读原书还是翻译，我始终都保持着一种高昂兴奋的情绪。作为把吃饭和做饭当成人生一件大事的人，我几乎从头到尾都带着深切的共鸣，边在电脑前敲字，边嗤笑着点头说“对对对”；边把那些描写美食的英文变成中文，边吞着口水，然后起身去炒个菜、加个餐。（友情提示：深夜勿读此书，会变胖哦！）最感动我的，大概是其中从“文化冲击”到亲身体验后“文化认同”的过程。扶霞啊，你哪还有个英国淑女的样子呢！吃火锅最爱的菜品是鸭肠、毛肚，没事就去小摊上“啃兔脑壳儿”，听到有回锅肉吃不管不顾地就去了陌生人的家。至于“非典”时期入湖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寻“娃娃椒”到汉源……在我们吃货界，你也该是数一数二的“急先锋”了。
我跟扶霞是加了微信的，翻译过程中会问她些问题，或拍下我做的菜给她看。她偶尔还问我：“这个鱼香烘蛋是怎么做的？”也会说：“看着真好吃！”吃货本质比书中显露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圣诞节，我们各自都做了圣诞饼干。她用中式的传统模具，做了看着很像月饼的饼干，形状都是鱼、莲花、寿桃……我用一个外国人的配方，做了酷似教堂花窗的硬糖黄油饼（是的，我也爱烘焙）。图片先后发到彼此的微信上，我们大赞对方的饼干颜值高、心思巧，完成了一次小小的“中英友好邦交”。
书翻译到大概一半，有一天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嘿，我要来成都哦。”我马上兴奋地盘算要带她去哪里撮个几顿，成都近几年有哪些“苍蝇馆子”她会感兴趣，又有哪些地方能安静地品尝佳肴、摆摆“龙门阵”。
遗憾的是，计划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有工作在身，停留时间也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