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任性又自私的“哥哥”，竟然会为了其他遗孤而散尽家财——我仿佛看见了“哥哥”的另一张面孔。
“——这第二份陈情书，后来怎么样了？”
“还是一样，被自民党否决了。那些国会议员所持的理由是，倘若分发特别给付金给遗华日侨，那么其他受害者，如原子弹受害者、空袭受害者、被拘留于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等等，都必须比照办理才行。遗孤们为了争取未来的保障，只好对政府提出控告。你听过‘两千人诉讼’吗？”
这字眼倒是经常听“哥哥”提起。简单来说，就是遗孤们认为国家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责任，因此提出国赔索求的一场诉讼。审理法院遍及全国十五个地方法院，原告多达两千两百人，所以被称为“两千人诉讼”。
原告的人数，占了归国遗孤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这种控告祖国的行为，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遗孤们担心会给身份担保人添麻烦，清寒补助金被取消，甚至是被其他国民当成叛国贼，但最后还是决定挺身对抗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约八百名遗孤及其家属发动游行，从国会议事堂走到政府机关汇聚的霞关附近，并递交了诉状。历经漫长的审判过程，大阪及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法院的主张是日本政府确实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义务，但这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中违反义务的规定。
而另一方面，神户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应负赔偿责任。政府提出了上诉，据说有很多遗孤没等到判决结果出炉就逝世了。最后政府与遗孤之间达成了协议，政府承诺提供各种援助，遗孤们也撤销了告诉。
“我哥哥在这个时候又打起官司，听说有不少遗孤反而感到很困扰。风波好不容易平息了，大家都不想多生事端。”我说。
“不，并不是所有遗孤都赞成与政府和解。”老妇人振振有词，“政府承诺给遗孤们的援助，只是满额的老龄基础年金，以及单身者每个月最高八万日元的给付金。但遗孤假如有工作收入或在支取厚生年金，其金额的七成还是会从给付金中扣除，这点跟之前一样。对于这样的援助内容，遗孤之间的评价有好有坏。最后大家决定撤销告诉，只是不希望在遗孤之间形成对立关系。”
“但在这个时候打官司，胜诉的机会可说是相当渺茫，我哥哥却还是一意孤行，这不是有些不太合情理吗？”
“你哥哥非要在这个时候提起诉讼，是因为受到法律追诉期的限制。必须在自获得永久居留权五年后的二十年之内提起诉讼，否则视同放弃权利。这令你哥哥相当紧张。”
哥哥是在一九八三年获得永久居留权，并在二〇〇七年提起诉讼，当时距离法律追诉期截止只差一年的时间。
“村上先生！”稻田富子以极为诚挚的语气对我说，“那个人绝对是你的亲哥哥。三年前跟他相见时，我们聊了很多当年在东北的生活。若不是他本人，绝对不可能知道那些事。”
稻田富子一字一句说得充满了自信。
“有没有可能是假货曾在中国听真正的哥哥说起过往事？例如，从前在东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发生了哪些事——”
“他的长相还是与小时候有几分相似。何况你的母亲不是与他相认了吗？假货再怎么厉害，总不可能瞒过亲生母亲的眼睛。”
“但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中确实曾有过认错亲的例子，毕竟失散了四十年，还是有可能搞错的。”
“绝对不可能。”稻田富子说得斩钉截铁，“你哥哥说起往事时不仅具体、翔实，而且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不可能是假货。”
缄默的恩人不仅到最后都不发一语，甚至没出过半点声音。我想暗中向稻田富子确认这个人是否存在，但比留间充满警惕地跟在我身旁，不给我单独与稻田富子相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