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和美洲内部，以及亚洲和欧洲之间曾经以类似的路线流转。曾经，叙利亚的原棉在埃及纺织，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原棉在孟买纺织，海南的原棉在江南地区纺织，安纳托利亚的原棉在卢塞恩纺织，尤卡坦的原棉在特诺奇提特兰纺织，马其顿的原棉在威尼斯纺织。6
到1780年，英国工厂中纺纱机器的生产速度大增，逐渐使得这一传统网络供不应求。1781年，英国制造商纺纱消耗了510万磅原棉，这是他们84年前纺纱量的两倍半。但仅仅9年之后的1790年，纺纱产量已经增长为1781年产量的6倍。到1800年，纺纱量再次近乎翻倍，达到5600万磅。在法国，尽管纺织业的增长较慢，但也相当可观：1789年法国的棉花消费量是1750年的5.3倍，达到1100万磅。棉纱价格的迅速下降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消费者群体，特别是在欧洲，在那里棉纺织品曾经是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现在则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商品；在非洲，欧洲的棉纺织品已经取代了印度织工的产品。正如利兹作家爱德华·贝恩斯在1835年所记录的，原棉消费量的增长“迅速且稳定地超越了工业领域的所有先例”。7
随着原棉需求的增加，原棉的价格随之增长。1781年，英国棉花价格是10年前的2到3倍之间。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相当确信，表示除非找到一些新的棉花供应源，否则这一正在崛起的工业的进程将受到阻碍，如果不是完全遏制的话”。由此，“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且影响力巨大的压力集团，致力于使各地种植者以及英国政府认识到他们的要求”。8
就如同当时的一位专家所说，突然出现的对棉花史无前例的需求，以及相应的棉花的高昂价格，“使得在所有能种植棉花的气候和土地上，棉花种植都出现了增长，商业世界的所有力量都在满足我们的需求”。在过去两百年里，奥斯曼土耳其的棉花种植者曾经是欧洲主要的原棉供应者，现在他们已无法满足这种爆炸性增长的需求。实际上，整个18世纪80年代，塞萨洛尼基和伊兹密尔的原棉出口量几乎没有变动。在奥斯曼帝国农村，由于劳动力的极度短缺和封建关系的桎梏，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的棉花供应一直受到限制。劳动力如此短缺，以至于从18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安纳托利亚的地产主就引入成千上万的希腊劳工种植棉花。但是即便如此，棉花的增长仍然无法满足欧洲棉花产业的需求。农村种植者的世界中的依附关系主要还是前资本主义式的，农民需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缺乏交通设施，再加上奥斯曼帝国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欧洲难以在该地区推广棉花的单一种植。在这里为了棉花种植而迅速重新配置土地和劳动力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诸如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这样的港口城市中，尽管西方商人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强，地方精英仍然是一支有力的对抗势力，他们阻碍了西方资本家改变农村社会结构以为世界市场提供更多棉花的努力。此外，西方商人在当地还要同奥斯曼帝国本国的纺纱者去竞争棉花，后者是一群规模可观、相对富裕的工匠阶层。结果，奥斯曼帝国出产的棉花很快在欧洲市场被边缘化了。1786年至1790年，奥斯曼帝国提供的棉花占英国棉花进口的20%，20年后其份额只有1.28%，又过了10年，其份额仅有微乎其微的0.29%。不能或不愿意对其农村和贸易网络进行变革，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棉农和商人退出了正在崛起的欧洲工业体系。9
由于奥斯曼这一传统的原棉供应地难以满足欧洲棉纺织工业增长的需要，棉纺织制造商迫切地寻找其他来源。例如，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William Rathbone）和棉纱制造商理查德·阿克莱特试图创建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Company）从非洲获得棉花供应，但是这种努力失败了。棉产品制造商也将其贪婪的目光转向了印度丰富的棉花收成。由于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上享有重要的权力，而且印度是世界棉花产业的古老发源地，许多棉产品制造商希望印度能成为棉花的主要来源地。然而，东印度公司对曼彻斯特棉产品制造商的需要的反应十分谨慎。他们声称，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棉布出口利润丰厚，原棉出口将有损印度的制造业。1793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如果孟加拉的制造者遭遇了任何原料瓶颈而导致棉花产业的重大衰退，那么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将要下降，其人口也会无法阻挡地下滑；不能指望原料种植的任何可观的增长能抵消原料减少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者积极性的影响。”10 此外，大量出口原棉将导致农民过度依赖市场来购买粮食，“一季歉收将会导致粮食匮乏，甚或是饥荒，这将导致农村的凋敝以及国家财政的破产”。11 只要有可供出口的棉花，东印度公司都会将其运到中国来换取茶叶，以取代出口大批金银的需要。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抵制以外，还有其他困难。这些因素包括：建设将棉花运到海岸的基础设施往往过于昂贵，印度的棉花品质不一，特别是短纤维棉，以及在广大的南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