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是有利的”。在一个越来越同情废奴主张的工业化的美国，奴隶财产到底还有多可靠？南方种植园的政治经济是否会和北方的经济精英的利益冲突？美国南方富有和强大的奴隶主的日益扩张主义的计划及其原始民族主义项目，能否被包含在一个工业化的美国之中？南方的种植者，这些因其财富而有恃无恐的“鞭子之主”，开始感叹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从属角色；他们有着初具雏形的计划，想要改革自身在其中的角色，而这对整个体系来说又是一个威胁。对于“织机之主”来说，原材料生产者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产业资本的意愿和方向。44
在种植园本身，还有另一个危机潜伏着。许多观察家在访问“黑带”③ 的工业化的棉田后都对其印象深刻，认为奴隶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奴隶与他们的主人之间随时可能出现战争。“一位棉纺纱工”在1844年警告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英属印度获得更好的棉花供应”，因为在美国，“一有机会……这些奴隶自然会分散，没有远见的黑人将不再种棉花，而且也不会有白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将会终结”。他担心“会出现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个前景想想都很可怕”，他担心解放奴隶可能会动摇“我们的国家的……根本基础”。关于逃亡、拒绝工作甚至彻底叛乱的谈论，使得种植园主和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提心吊胆。商人弗朗西斯·卡纳克·布朗（Francis Carnac Brown）在1848年曾警告说：“一群不满的奴隶生活在暴政之下，每天都有爆发动乱的危险，我们知道，动乱迟早有一天会来的。”美国人试图向他们的欧洲客户解释说，美国的奴隶制与圣多明各不同，非常安全——正如坦奇·考克斯所说，这不仅因为有强大的白人民兵存在，还因为奴隶“没有枪炮和武器。而且尽管他们人数很多，但都被河流、河湾和大片人口密集的白人聚集区隔离开来”。但人们依然疑虑重重。45
在这些焦虑的时刻，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增加棉花供应的产地，例如非洲和印度。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法国官员把塞内加尔视为潜在的棉花替代来源，但尽管他们进行了协调努力，棉花产量却依然很少。在英国，对出产棉花的希望主要集中在印度，因为印度的棉花出口历史悠久，似乎使其非常适合供应英国的工厂，特别是制造商认为印度有着“充足的多种多样的棉花供应”。印度或许可以指向新的建立棉花产业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奴隶制和攫取土地制度的固有不稳定性和紧迫性。有好几十本著作列举并分析了印度棉花的可能性，其中许多有着浮夸而雄心勃勃的标题，例如《信德和旁遮普：印度宝石的过去和其在世界棉花市场取代美国蓄奴州的无与伦比的能力》（Scinde & The Punjab ：The Gems of India in Respect to Their Past and Unparalleled Capabilities of Supplanting the Slave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Cotton Markets of the World ）。其中一些书不仅仅是小册子。例如，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是西印度纺织工业供应商和铁路发起人，他在1851年出版了一本《印度的棉花和商业，关于其与英国的利益》（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在超过四百页的篇幅里详细记录了印度各地的土壤、农业实践、土地所有权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和印度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并有大量统计资料的支持。大多数作者和他一样，认为印度的“土壤和气候”是“有利于”棉花生长的。46
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些个人的声音以集体形式表达了出来。1836年，曼彻斯特商会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到印度棉花。四年后，他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棉花生产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并于1847年向下议院提交了类似的请愿书。1845年，一个竞争性的当地企业家协会，曼彻斯特商业协会（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甚至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推广印度的棉花种植，因为这一议题“对这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47
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制造商开始意识到，作为商品市场的印度与作为原材料提供者的印度之间可能存在着更深入、更持久的利润关系。他们想象了一个印度农民向他们出口棉花并同时购买曼彻斯特商品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些居民既然被剥夺了棉布市场，那他们应该被鼓励去种植原材料。”48
19世纪50年代，美国棉花的价格再次上涨，对印度棉花的焦虑也达到了顶峰。确实，曼彻斯特棉花利益群体在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以保证印度棉花供给安全方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