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突出的现象无疑是这个巨大的商业部门的每年的进步扩张，它对两个半球的物质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如此显著。……
远在大洋的另一边，直到最近才得到开发的土地被改造成肥沃的平原，使得人口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我们的祖国提供了国家福利、工资和就业的不竭源泉，而且利用大笔资金，成为一个庞大行业的推动者，这个行业将把原料转化为成品的各种活动结合了起来，其产品供应了各个区域的市场。
——《新不来梅报》，1850年1月6日1
对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来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① 然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棉花之主来说，世界真正的中心是利物浦。这座城市坐落在英格兰多雨的西北部，位于默西河流入爱尔兰海的入海口处。在那里，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之一，利物浦的商人通过把一个新兴的欧洲制造业复合体和一个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棉花腹地连接起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正是在利物浦，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利物浦商人将前者的逻辑运用于后者，并在此过程中同时改造了两者。利物浦商人的天才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成分：受薪劳动力和奴隶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暴力和合同。
利物浦可能是世界奇迹之一，但绝不是游客喜爱的那种。事实上，“丑陋”是20世纪初的一位编年史家对利物浦的总结。“利物浦的主要吸引物当然是宽敞的码头”，一个观察者这样干巴巴地评论道。早在1832年，码头和港口护堤就绵延了两英里半，密布着埠头、仓库，“桅杆林立犹如森林”。默西河之外是爱尔兰海，再之外则是大西洋，正是在大西洋的对岸，人们种植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每年都有数千艘船抵达，运来紧压的生棉包。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许多是爱尔兰移民）负责卸货，然后将这些生棉包运到仓库。从那里，大部分生棉包通过运河船只（1830年以后则通过火车），运送到附近距此20到50英里的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一些生棉包回到船上，运到了欧洲的各个港口，在这些港口，先是由货车，后来由火车将这些棉包运送到越来越多地充斥欧洲农村的纺纱厂。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奇迹，利物浦的港口只是一个充满危险、非常辛苦的劳动地点。每天早晨，数千名工人在黎明前的雨天街头聚集，希望能被雇用一天，能够去处理巨大的棉花包，这是一个工时很长、工资很低的危险工作。2
利物浦的港口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的中心。它的商人向世界各地派出船只，最初主要是帆船，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蒸汽动力船只越来越多。这些船长要应对危险的海洋、可能叛乱的船员、危险的疾病，还有经济波动。19世纪40年代初，利物浦运棉船的船长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每次抵达新奥尔良港时，都得浪费数周的时间来寻找足够的棉花来装载他的船只。运费不断变化，因为港口里闲置的船只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来自利物浦的市场消息往往导致棉花价格突然变化，使得他的出发被推迟。布朗写道：“部分船员已经跑路了。”“飓风”和“关于海盗的新闻”进一步让他神经紧张。3
虽然利物浦港口有着一幅充满体力劳动的宏大景象，但这个城市的神经系统是棉花交易所，其管理员彼此生活和工作都靠得很近。每天早晨，这个城市的商人都会在市中心的一块空地“旗帜下”（on the flags）交易。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记得：“不管什么天气，寒冷还是湿润，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站在外面，有时雨天和冷天没法忍受，我们就会躲在拱门下面。”1809年后，一座漂亮的交易所建筑在城市中心建了起来，棉花商人搬到里面去了。买家和卖家见面的交易厅里吵吵嚷嚷，看上去非常混乱，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就公开交易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提供如此优雅而宽松的条件”，“销售量非常可观……几分钟内就完成了”。4
由于具有非常全面的配置，这个城市的商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在孟买的阿波罗码头上，商人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利物浦价格”是一条最有意义的消息，是许多奴隶主最为关心的事情。5 南方的农业杂志《狄波评论》不断报道利物浦价格，以及美国的棉农如何能由此赚得最大利润。纽约的商家杂志和商业评论对利物浦价格也感到同样的焦躁不安。对于埃伦·胡顿和数十万像她这样的棉纺织厂工人，利物浦价格将决定她是否会被雇用。全球对利物浦的关注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商人对世界大片地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在利物浦价格上涨的时候，种植者在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决定购买新的棉花土地，奴隶贩子可能会发现，将成千上万的年轻奴隶贩卖到这些新的领土非常有利可图。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可能有一天会使得美洲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被驱逐，有一天会鼓励人们在印度投资铁路，另一天会使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