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 [18] 这就需要出现新的社会管理组织，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出现，更促进了文明不断成熟。因为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青铜器的制造要复杂许多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行为才能实现。
“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改造，并被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 [19]
所以夏文明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来刺激常常引起质变。日本近万年的绳纹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 [20]
“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外来）技术运用之密集度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1]
如果说我所引用的上述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外来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刺激作用，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了：“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孤立、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最近十来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 [22]
三
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自中东，马和战车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是在商代传入中国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战车刚出现的时候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只是简单的圆木，后来演变成了实心的木头圆盘，在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发展，最后才变成了辐条式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发展到非常精美和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战车从最初到原始状态，再到最终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在中东的考古发掘中展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的遗迹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最早的战车出现在商代晚期，而且一出土就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苏联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等人都注意到两者“在功能和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原则上和细节、部件上的共同性”。如果排除中国古人有超人一样的聪明，更大的可能性是，战车是和马一起，直接从中亚传过来的。
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因素可能是来自中东和中亚。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
有什么证据呢？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我们读到这一段，会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博闻多识，犹云字未详”，在《尔雅注》中对此只好“阙而不论”（见《尔雅》郭璞注）。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些词，估计第一反应都会认为这是译音。竺可桢认为，这些词源自外来语的译音词是“无可讳言”的。岑仲勉认为是来自伊朗 [23] ，郭沫若则认为是来自古巴比伦文化。
我们来看第一个，“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甲骨文的“寅”字是弓箭的形状。郭沫若说，这个星在巴比伦文化中对应的是丰收女神伊什塔尔，通常也是站在狮背上手持弓箭的形象。 [24]
史有为说：“从郭沫若提供的巴比伦语或其亲属语言的对音来看，其中大部分确实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些读音不是个别的，因此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