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到了宋代，因为科举制的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
在宋代以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其势能严重影响皇权的运行。宋代却实现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因此“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运终结了，地方上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
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赵匡胤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释兵权，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地方权力一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君权达到空前稳定。
应该说，君权的稳定，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愿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因为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的不稳定造成的混乱，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的痛苦。赵匡胤的集权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社会对五代纷乱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彻底解决了地方分裂势力的问题。科举制普及之后，流官才彻底“流”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县也不会像以前武将控制的地方那样演变成威胁中央的力量。从宋代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彻底占了上风，宋、元、明、清四朝从未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事例。
二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官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们后文将要讲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的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