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世上不曾有希钦斯，要我们凭空创造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伊恩·麦克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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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詹姆斯的消遣都很高眉。巨著《文化失忆》洋洋八百多页，库切称之为“文明的速成课”。其中我最喜欢的片段往往是他炫耀博学时那种正当的沾沾自喜。讲意大利语文学大家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那篇，说到陪孔老先生去看歌剧，归时大雨滂沱，汽车好比在潜水，詹姆斯蜷在后座用意大利语引了句《神曲》：“ché la diritta via era smarrita（字面意思：正确的道路已被丢失）”，老先生在副驾驶位置回转头来，嘴角咧到耳根，詹姆斯加了一句“可惜这句子不是我写的”，老先生大笑。那是八十年代早期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事情。
七十年代中期在伦敦，每个礼拜五，克莱夫都负责打电话提醒大家一起吃中饭，总觉得人数不够没有意思。和他吃饭有风险，《文化失忆》中描绘他酒足饭饱之后，和布罗茨基（Josef Brodsky）跳上餐厅椅子互砸法语德语诗。要有何等样的才情能接得到詹姆斯的电话？名单里包括马丁·艾米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刚冒出来的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和伊恩·麦克尤恩，新秀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那是七十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这个小团伙是艾米斯发起的，当时他们主要都给《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写点东西，其他的报刊其实也都在左近。他们玩的文字游戏都有学问。比如，把房子（house）换成袜子（sock）。狄更斯的名著成了《荒凉袜子》（Bleak Sock），或者，你有没有读过爱伦坡的故事《厄舍古袜子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Sock of Usher）；英语里面粗话，指代某人为女性身体器官，于是他们把man替换成那个c打头的单词，海明威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叫《老X与海》，韦尔斯（H. G. Wells）则有《隐形X》（The Invisible C-），甚至还有人讲出了蝙蝠X（batc-）和超X（Superc-）；当然，也可以用“那话儿”（prong）来换：弗莱明的邦德有这么一部《带着金枪的那话儿》（The Prong with the Golden Gun）？老不正经的格雷厄姆·格林总写些《第三个话儿》（The Third Prong）、《我们在哈瓦那的话儿》（Our Prong in Havana）……不亦乐乎之时，詹姆斯想出了“A Shropshire c- by A.E. Sockprong”，即A. E.豪斯曼（A. E. Housman）的诗集《希罗普郡少男》，那大家只能起身倒茶斟酒上厕所，想下一个游戏了。
当时他们还不认识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1981年出版，英国文坛神魂颠倒。希钦斯八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回诺丁山，在狂欢节有人引见拉什迪。按照希钦斯的说法，自此后，和英国友人鱼雁往来、围炉闲唠，很少不提及这个头顶稀疏的印度裔男人；而另一个变化是每次聚餐之后，文字游戏的质量大幅提升。游戏有老的，比如以屌（dick）代心（heart），名曲《我将我X遗忘在旧金山》（I Left My Dick in San Francisco），康拉德名著《黑暗的X》（Dick of Darkness），麦卡勒斯的《X是孤独的猎手》（The Dick Is A Lonely Hunter）……希钦斯说这种游戏上身，几个月之后某个恍惚，你发现自己还在寻觅什么地方有心可替，但千淘万漉也难敌世事诡谲，多年之后，伍迪·艾伦和前女友的养女突然此情不可待，要成亲，撂下一句话，“心里要的东西，没有办法（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这帮人肯定为这句话又开了几瓶酒。
1988年，《撒旦诗篇》问世，全球出版业一涉此书，血光剑影。
希钦斯依然是拉什迪最好的朋友。去伦敦，要见他，和安全部门商量妥当，某时某地，萨尔曼会突然出现，离开时，墨镜帽子加各式当场创制的伪装、掩护，钻进汽车，不知去向。1993年冬天，拉什迪去华盛顿见希钦斯。后者的公寓霎时刀枪不入，变为拉什迪安全统战指挥部。两个英国人相见不易，在大西洋另一侧碰面，天南地北文史哲；兴之所至，还说想去街上走走，几个王朝马汉心中肯定是不迭叫苦，而这两人散步时估计不少工夫还是花在文字游戏上。拉什迪发明了“差一点点的书名”，就是把名著改一个字，总觉得比大家所熟知的那个版本有所缺憾：《有名的盖茨比》（The Big Gatzby）、《良好前程》（Good Expectation）、《日瓦格先生》（Mr. Zhivago）……还有拉什迪仿《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拈出的“Hitch 22”。Hitch是朋友们称呼希钦斯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