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当年那个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已经会骂人的小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在老伊加尔卡剧院的废墟上差一点被烧死。
我自从离开孤儿院回到家里以后，仍然没有办法处理好同家里的关系，老天可以作证，我几次三番想把这层关系处理好。有一段时间我很顺从、主动、积极地干活儿，不仅养活自己，而且还能经常供养后母和几个弟妹。爸爸仍跟以前一样，喝酒喝得分文不剩，按照流浪汉随心所欲的行事准则，到处胡来，根本不关心孩子们和家里的事。
除了柯利亚以外，我们家里还有个托利亚，因此我就只好离开了。浪迹四方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则尤其如此，孩子气还没有脱掉，男子汉气还没有养成，这是一种处在交叉路口的、尚未定型的年龄。这种年龄的青年男女作出的举止行动，往往都是胆大妄为、愚不可及和不顾一切的。
可我还是走了。不再回来。我那游手好闲的爸爸和一年一年变得不近人情、性格暴躁的后母，老是冲着我发无名火、暴跳如雷，为了不再充当“出气筒”，我离开了家。但心里总还是记着：我有那么一双不成体统的父母，而主要的，有这些弟弟妹妹，柯利亚告诉我，总共已经五个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男孩是在战前出生的，女孩是爸爸退伍回来以后生的。爸爸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在三十五师当反坦克炮的炮长，后来因为这个骁勇的人伤了头部，就退役回到了家里。
我心急火燎地想尽快地跟弟妹见见面，当然无需隐瞒，我也想看看爸爸。锡西姆外婆在我临走的时候叹着气对我说：“去一趟吧，去一趟吧……父亲总是父亲，去瞧瞧也好，为的是让你自己别像他那样……”
爸爸在离伊加尔卡五十俄里[3]处靠近苏什科沃车站的一个木柴采伐场当工长。我们乘的是一条古老的、我很早以前就熟悉的“伊加尔卡人”号小船。这条船的整个船身都冒烟，叮叮当当响着金属碰击的声音，烟囱周围绑着铁丝，晃动得很厉害，眼看就要倒下来似的。“伊加尔卡人”号从船头到船尾都有一股鱼腥味；绞车、铁锚、烟囱、缆柱、每块木板、每枚钉子，甚至蘑菇状的汽门啪哒啪哒地开合的发动机，都发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我和柯利亚两人躺在船舱里一堆柔软的白色渔网上。在木头垫板和被盐水浸蚀的船底之间，有一层和黏黏糊糊的鱼的下脚搅和在一起的混浊的铁锈水噗哧噗哧地响着，常常还飞溅起来；水泵的接管里塞满了鱼肠子，鱼鳞，无法及时地把水全部抽出去。小船拐弯时要向一边倾斜，在它这样斜着航行，十分费劲地发着咕咕的响声，试图复位的那会儿，我正在听弟弟讲家里的事。可关于家里，他能向我讲出些什么新鲜事来呢？过去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所以我也不再去听弟弟讲话，而是听着机器的声音，听小船在航行的声音。现在我才开始悟过来，时间毕竟是相隔很久了，我已经长大成人，看来，我同过去在伊加尔卡、今天在去苏什科沃路上所见所闻的一切是已经彻底没有关系了。而此刻“伊加尔卡人”号仍然在呼哧呼哧地颤抖着，像老年人吃力地干着那日常担负的工作，于是我觉得这艘气味难闻的船太可怜了。
我开始后悔去苏什科沃了。但是当我看到在低低的河岸上一间孤零零的平顶木房跟前有一个神态笨拙的老人——一个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刮得很光、在那神经质地呼哧呼哧不断抽气的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八字胡髭的老人时，我的心哆嗦了。不！世界上还没有人、没有东西能打消和抑制住非我们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内心感情。我的心比我先感应到了并认出了父亲！离他稍远一些，在那绿油油的河滩上，有一个身材匀称的女人，后脑勺上扎着一块头巾，像青年人那样，体态轻盈地在来回踱着步。“伊加尔卡人”号有气无力地抛下了锚，所有的洞孔还在冒烟。一群穿着各色衣裤鞋靴的孩子沿着河岸向小船“伊加尔卡人”号奔来，掀起一阵夹带着沙土的黄澄澄的烟尘。在他们后面还边吠边跑着一条白色的狗……
我们没给苏什科沃拍电报，不过恐怕拍了也送不到。柯利亚是在他去伊加尔卡上学的路上意外地遇见我的。他跳到岸上，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指着舷梯，一边大声地喊：“爸爸！爸爸！你看我把谁领来了！……”
父亲先踌躇了一下，然后开始手忙脚乱起来，突然一下子像年轻时那样身手矫捷地飞快跑过来拥抱我，为此他不得不踮起一点脚跟；他笨手笨脚地吻了我一下，弄得我非常尴尬。在这以前，他吻他的这个儿子还是在十四年前，他从白海运河工地回来的时候。
“你活着！谢天谢地，你活着！”泪水像一串串小珍珠似的从父亲的脸上滚下来。“可是我记不清是有人写信，还是口头告诉过我，说你好像在前线牺牲了，下落不明，或者……”
瞧他说的：“好像在前线牺牲了，下落不明，或者……”唉，爸爸！爸爸……
后母仍然像外人似的站在河滩上，没离开原地，只是不断地、显得很不安地摆动着她的脑袋。
我走到她跟前，吻了一下她的面颊。
“我们真以为你失踪了。”她说道。我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