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的行人里，总是有许多不太能被证明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喜欢往书店跑，因为很少有书店这种地方，你既可以在里头晃荡上老半天，还不需要花钱。时间一长，你一眼就能辨认出这种人。不管牛皮吹得多大，他们身上总透着一股子酸腐和迷茫。
乔治•奥威尔，《书店回忆》
从奥威尔的时代到现代，情况有所变化。或许是国民保健制度的功劳，那些当年给书店店员奥威尔的日常生活带来苦恼的“不太能被证明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免费治病，抑或他们有了同样经济实惠的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虽说在我们的一两位常客身上，奥威尔的记述是适用的，可今天更普遍的情况是，某位顾客在店里待了几分钟，在空手而去之前，说一句：“你简直可以在这书店待上一整天！”或者是，一对夫妇偏要找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摆放从店里拿的一大堆书，一边尖叫着把一艘炮艇说成装甲车，一边疲惫地坐在燃烧着的火炉边的扶手椅上。如今，要是顾客露出“迷茫”的神色，那基本可以断定， 他们不是在等药房（往北第三家）的医师开方子，就是在等威格敦的汽车修理厂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车通过了车检，可以去取了。
6月1日，星期日
一方面，亚马逊看似惠及了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人因为它给卖家带来的严酷环境蒙受损失——过去十年里，作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直线下降，出版商亦是如此，这么一来，他们不再有勇气冒险力推无名作者，而现在经纪人也不复存在了。即便还没到通过削价来打压竞争对手的地步，亚马逊似乎也将重点放在了匹配敌我价格上，乃至在某些销售里，你简直没法看出来如何才能有利可图。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不仅落到了独立书店头上，也令出版商和作者陷入困难，而最终受损害的是创造力。悲惨的真相就是：除非作者和出版商联合起来坚决抵制亚马逊，不然图书产业将面临荒芜。今天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有篇阿曼达-福尔曼*的好文章，谈及了这一问题。
6月2日，星期一
网店订单：3
找到的书：3
劳里回店里来打工的第一天。果不其然，“季风”系统出了一大堆问题。劳里是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的学生，她很讨厌那地方，轻蔑之情丝毫不加掩饰。过去几个夏天，她都会来店里打工。今年夏天我也答应了让她来帮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之后她就要踏入这可怕的世界，试着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自我买下书店十三年来的头一次，我除了关掉收音机外别无选择。广播3台罗布•考恩"的《经典必读》本周的嘉宾是特里•维特。
屈塞，就是那个我经常与之分享对公众的看法的女人，趁着午休来串了趟门，恰好赶上一位顾客来柜台前结账。那位顾客把一本书放到柜台上。我拿起书看价格，却发现在第一页我们的定价标签旁边有很久以前的铅笔字迹“59p”。随之而来的是对究竟哪个才是正确标价的争吵，其间我能看到屈塞在努力憋笑。那位顾客最终勉强接受标签上的价格，说了句“我只是想花掉点零钱”，这时屈塞再也憋不住了，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那位顾客花了五分钟才整理出准确数额的零钱，全是2 便士和1便士的硬币。
流水：330.49
顾客人数：16
6月3日，星期二
网店订单：2
找到的书：2
迟了五分钟开店，因为钥匙卡住了。今天的第一个顾客买了两本瑞德•哈葛德的初版书，每本8.50镑。就在我默默问自己“这两本是不是定价低得离谱了”的同时，他问我：“两本13镑行不行？ ”听到我一分钱都不肯便宜，他回答：“那啥，你总得问问看，对吧？”于是我对他说，不对，你不是非得问问看的。
打烊后我去加利斯顿"找阿拉斯泰尔和莱斯利•里德吃晚饭，他们目前住的屋子是问费恩和埃拉租的。阿拉斯泰尔说起他第一次去美国旅行是经伦敦走的。当时他刚毕业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有位讲师给了阿拉斯泰尔他伦敦一个名叫汤姆的朋友的电话。他打了电话给“汤姆”，想问问能否留他过一夜。结果“汤姆”竟然是T. S.艾略特。一起吃饭的另一位朋友斯图尔特•亨德森问他：“艾略特闻起来什么味儿？ ”阿拉斯泰尔不假思索地答道：“像一座发霉的讲坛。这完完全全就是他想让别人闻到的味道。”
后来我问斯图尔特——他是个诗人，给广播4台做节目， 包括《本周精华》——他为啥突发奇想问这个问题。他答道，有一回他采访了英国军乐队的最后一位在世者，那支乐队曾在"二战"前受邀为希特勒办过一场私人音乐会。受访者是一位老太太，她显然不明白斯图尔特要的回答不仅仅是“是/否。最后关头’斯图尔特在绝望中决定问她："希特勒闻起来什么味儿？ ”她就此打开了话匣子，提供了他期望中的所有素材。
流水：125.38镑
顾客人数：19
6月4日，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