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日
蓝色笔记本
现在，我有两种日记。第一种是写在每日备忘录式的红色硬壳笔记本上的，从1994年我们生了弗洛里安后我就一直在写。第一本日记本是你给我的，让我记录初为人母的情况，真的非常贴心。从那以后，我也一直用类似的笔记本写日记。我用包装纸和丝带把它们包好，藏在我办公室抽屉的底部。最新的那本——也就是现在你感兴趣的那本，放在了档案柜的最里面。档案柜里放的是旧的银行对账单、已注销账号名下无法兑现的支票、那些我们每年都发誓要毁掉但最后还是塞在了文件夹里的东西。我猜想，在一番翻箱倒柜之后，你找到了我的红色日记本。你开始读它，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在骗你。
第二种日记，你可以说是我真正的日记，是我现在正在写的。
今天我开车离家，去了位于挪威之子大厅南边、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区的美国国富银行支行。我把车停在了客户停车区，走进了银行，接着穿过两道玻璃门、走下旋梯，来到了保险箱售卖区。按下了小铃铛后，一位叫珍妮丝的女人出现了。我在她的协助下买了一个中号的保险箱，用现金支付了一年的租金，在保险箱的卡片上签字确认三次之后，接过了珍妮丝给我的钥匙。她把我的钥匙跟另一把钥匙对比了一下，让我进入了放置保险箱的区域。我把我的保险箱轻轻地从墙上拉出来后，她领我进入了一个隐蔽的小房间。总共有三个这样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桌子一般高的架子和一把椅子。我关上小房间的门，将这本蓝色笔记本从我的黑色大皮包里拿了出来，皮包是你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大约过了十到十五分钟，我还是一动不动。我的心跳得非常快，不知道是在惊慌还是痛苦，或者，也有可能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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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艾琳驾车离去，马达声在喧闹的城市中消失，吉尔马上坐起身。遮住眼睛的毛巾从脸上滑了下来。他需要让眼睛休息的时候就躺在工作室的沙发上，有时就睡着了。他最多能在沙发上睡一个小时，但更多的时候，睡上十五分钟就会猛然惊醒，好像刚刚在地下冰冷的水流中浸泡过，精神为之一振。他坐了起来，摸索着胸口找眼镜，有时候眼镜会在那儿。但很显然，这次椭圆形镜框的金丝眼镜掉在了地板上。他捡起眼镜，挂在了耳后，向后捋了捋垂到了眉毛上的浓密头发，重新扎起了灰色的短马尾，接着起身，向前走到他妻子的画像前，凝视着。他的眼睛瞳距小、颜色深，眼神冰冷而充满好奇。他拿指节顶着下巴，瘦瘦的脸颊上留着黄色颜料的斑点。
他凝视着艾琳的画像，皱眉，移开目光，像无法看清远处的来人一般眨了眨眼睛。他突然弯下腰，重重地在画布上添了几笔，然后向后站，用油布把画笔包好，把画笔和调色板放进保鲜袋，再把袋子置于一个小冰箱里。饿意袭来，他离开工作室，下楼去了厨房，拿起一罐可乐——他每天都要喝一罐冰可乐。他一边小口喝着，一边下楼来到了妻子地下室中的办公室，径直走到沙滩色的金属文件柜前，打开标着票据的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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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日
红色日记
今天很奇怪，房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吉尔在楼上不停地重画着一幅画，我猜他是开不了口，让我重新坐在那里，给他当模特。弗洛和斯通尼自从上次发烧后就没再出事，瑞尔从来不生病，但是她今年在学校过得不顺。斯通尼在鼓捣一项课后作业，制作一个桌上游戏，内容涉及黑熊的习惯，非常有明尼苏达州的特色。想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快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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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真的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流血。“想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快疯了。”他把头靠在艾琳冰凉的橡木桌上想：我他妈的到底在期盼什么？是我自己要看她的日记，是我自找的。每次在日记里发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他都会这么想。他尝试控制自己的反应，强迫自己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她可能说的是她的历史论文，或者那篇关于路易丝·瑞尔 [1] 的文章。在生孩子之前，她发表了好几篇优秀的文章，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学者。她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些揭露瑞尔精神状态的新材料。在弗洛里安出生之后她也在继续做学术，但是当她再次怀孕，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给女儿起名为瑞尔，和那位忧郁的梅蒂人爱国者同名——那位跟自己的家人关系疏远的爱国者。瑞尔十一岁了，现在斯通尼也上一年级了，艾琳在努力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就可以开始找工作了。她现在的研究对象是十九世纪的美洲原住民画家乔治·凯特林。
也许她正因为学术上的挫折而痛苦？她快疯了，因为乔治·凯特林对某些人物一遍又一遍笨拙而真诚地描绘——那些患病即将死去的人物。吉尔受不了凯特林的作品，画中那悲剧性的讽刺让他感到不适。可对艾琳来说，为此发疯是一个很烂的借口。
“我觉得自己快疯了。”嗯，不错，这说明艾琳还有点良心。她活该正以某种方式遭受痛苦——如果不能公开地，就在心里默默地——为她对他们所有人所做的事。她做事不小心、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