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阿代尔
我一生都轻装上路。我习惯扔掉破旧的衣服和看完的书，甚至塞莱斯汀的字条也不留着。我只有一件家具——一个高档便携音箱。我每听厌一张唱片，就把它扔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可最近几个月，我突然开始怀念自己十年前、十二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扔掉的那些唱片，就连上周才扔掉的唱片里的曲子也会在我脑海里回荡，只有一句歌词或一个字记不起来。渐渐地，我干活时也能听到那些曲子在脑海中回响。我先前的工作是医治荷兰榆树病，除蓟马和乳浆草。现在我来到南方，在飞速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出售并安装预制的园林景观。这是谋生，勉强糊口，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越来越不认真，开始幻想，开始幻听。在图纸上给承包商设计渗流场和化粪池时，我会突然想起一首歌，比如欧文·柏林的经典曲目《孤身一人》和《愉快谈话》；想起由雨果·温特霍特和他的乐队伴唱艾迪·费舍主唱的平缓而毫无感情色彩的音乐；想起帕蒂·佩姬的《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想起《轻轻地，轻轻地》；我还会想起杰伊·P.摩根的歌声。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于是承包商便奇怪地看着我。
“别放在心上，”我会说，“听听看吧，能想起后面的歌词吗？”然后我唱了起来：“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给妈妈一个吻别，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后面是什么来着？好像唱的是妈妈在乡下的旧习惯。”
承包商要么哈哈大笑，摇摇头，要么露出更奇怪的眼神，然后辞了我。但我已不在乎。为什么收音机再也不播以前那些经典歌曲了呢？我还想听乔·“芬格斯”·卡尔的音乐呢，还有《龙舌兰》。
端着一杯冰镇玛格丽特鸡尾酒，坐在汽车旅馆没注水的泳池旁时，我常觉得伟大的一代逝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其他想法。如今我不再粗心大意。大多数男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会突然不满足过去所积累的一切，而我却完全相反。我想再得到以前扔掉的一切。
我想要那辆分期付了十五次款后却被收回的小汽车；我想要顾客的房子，有些我没进去过，至于那些我进去过的，我还想要里面的房间、浓浓的地板蜡味和烧焦的食物气味；我想要食物，不管它们是否被烧焦了，还想要做那些食物的女人；我想要那些女人的丈夫；我想要站在死胡同里或躺在卡车车厢里的男人，想要已有性伴侣的男人或像华莱士·费弗那样没有任何性经验的男人；我想要世上的所有人，他们彼此相爱、略有薄产、会做饭，而且还记得很久之前的歌曲。
闷闷不乐了几个月后，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向往的是他们的未来，我想像他们一样有孩子。所以，在普莱诺 [1] 分公司的办公室看到塞莱斯汀的字条时，我激动得大声叫了出来，把跟字条一起寄来的那张剪报到处拿给人看。剪报上是甜菜女王的候选人照片，多特的名字被圈了出来。华莱士站在候选人身后，他笑得很开心，戴着新的金丝框眼镜。我向见到的每个人炫耀剪报上的多特，结果却洋相百出。有个经理无法忍受，轻蔑地问我上次见女儿是什么时候。
我辞职了。
我一直这么潦倒，对销售这份工作也提不起兴趣。
我回到旅馆，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老旧的普利茅斯车的后备厢，然后在泳池边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的计划。我常常不知何去何从，就像现在这样。不过最近，漫无目的的日子越来越多，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最久。没拿酒杯，没穿外套，戴着帽子，钥匙环里扣着的钥匙摆动着，我就这么一直坐到黄昏降临，天空变成了橙黄色，霓虹灯一个个亮起，连成弯弓或拉链的模样。可霓虹灯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堆闪烁的形状罢了。我四周一片安静。我坐在那儿，黑暗慢慢降临，蜥蜴在地砖上爬来爬去，我越来越想不通，觉得自己的存在越来越没有意义。我和周围无意义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了一束闪烁的光。
我从未付出，也从未索取，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一无所有。
在那怪异、不真实的黄昏中，我就这样告诉自己。我紧闭双眼，不去看黄昏；紧闭心扉，不去想这件事。我屏住呼吸，在那昏暗、萧瑟、使人窒息的一瞬间，我找回了失去已久的东西。它不是一件物品，不是一个计划，也不是一句记不起来的歌词，而是一种甜蜜的感觉，我只能用甜蜜二字来形容它。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感到纯净极了。
我睁开眼，走下台阶，钻进车里。我全速北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一会儿。我一定要在剪报上的日期之前赶到阿格斯，见一见多特，因为我觉得甜蜜的感觉就是因她而生。其实上次见过她后我就一直担心，不知道她依旧逍遥法外，还是进了监狱。我开着车，觉得好像其他人跟这甜蜜的感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那些我以为已永远离开我的人，比如我妹妹。
我上次见我妹妹时被她打成轻微脑震荡。当时正在吃晚饭，她朝我扔了一个牡蛎罐头，正中太阳穴。我捡起罐头，揉了揉太阳穴，对她说：“你真是六亲不认！”她却对我说，她没有亲人。她太固执，毫不让人。还有华莱士，他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我，因为我是他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