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
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