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３０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１９３４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３５００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１２５００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并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德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７，０００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３００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Ｍ·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１９３４年４月，明尼阿波利斯的６，０００"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衝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６７人；５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１，０００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僱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１００辆计程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劳动节之后的几个月里，从东海岸的罗得岛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乎每场罢工中都有工人流血，这一年全美发生罢工１８５６次，参加的工人约有１５０万。１９３５年，罢工浪潮仍在继续，共发生罢工２０１４次。左翼党派组织和劳联中的激进派为争取组建产业工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对罢工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国工业復兴法第７条第１款规定给予工人的那些权利唤醒和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而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许可和法律条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时罗斯福政府迫于强大公司的压力作出的有利于资方的决定更使工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即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权利，必须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此外，自大萧条以来，他们郁积了太多的对资方的愤慨。
来自"左边的惊雷"仍隆隆作响，还不时掺和进来了一些不谐音。许多进步派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开始怀疑罗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愿意同自由主义者一道为他们的政纲而奋斗，「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防止萧条捲土重来，我就希望现行体制干脆见鬼去。""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国"。当年的黑幕揭发者以其《屠场》直接促成了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提出了"终止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计划"，他提议向新政尚未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富裕中的贫困直接进攻。他主张让加州的失业工人在国营工厂和国营农场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反对"为利润而生产"，主张"为使用而生产"。这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竞选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加州州长。并在８月２８日的民主党初选中，得票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惧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满着骚动、焦灼、寻觅、失落的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进面目而出现的"政治蛊惑家"们向大众兜售着似乎是精心炮製的治世良药。他们利用了当时美国人民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嚮往寻求简单明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等等，即卡尔·Ｇ·荣格称之为美国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Ｅ·汤森医生，曾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在１９３３年他６６岁失业时，几乎一贫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惨的老年人后，这位瘦弱的戴眼镜的老头子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