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荡》为例的解释，梁武帝不得善终、梁国百姓家破人亡，最大的原因，是梁武帝身为君王却“不务正业”。
至于佞佛，确实削弱了梁国国力，但不是直接原因。
二刘的说法倒也简单：佛教不是治国之道，也配挨骂？
为何梁国会有太清之难？
一，因为臣不忠。
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萧正德，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勤王军主帅柳仲礼，坐拥数十万兵马，却在建康外围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叛军围台城，无动于衷。
又有大量梁国文武投靠侯景，是助纣为虐。
二，因为子孙不孝。
父亲、祖父被困台城，梁国皇子、皇孙们表现各异，有人想要勤王救驾，但更多的人却拥兵不动，想要渔翁得利：借叛军之手害死父亲（祖父）、太子，自己好有机会继承...
会继承大统。
三，因为兄弟不悌。
国难当头，梁国宗室不思御敌，反倒兄弟阋墙，相互攻伐，视手足如寇仇。
以上三条，但凡梁国宗室、官员做好一条，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又能有侯景什么事？
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就只能流窜别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以至于最后得手？
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果断合兵驰援建康，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敢对建康作壁上观？
勤王兵马四面合围，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就连自保都难。
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太清之难的发生，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
实际上，梁武帝的“失”，在《板》、《荡》二文里就能找到“影子”。
二刘的总结，让大帐内气氛为之一变，数月来为“护教”多方奔走的萧瑀，对两位授业恩师的“仗义执言”几乎要喜极而泣。
然而就在这时，那个令他厌恶至极的身影又跳出来了。
太史丞傅奕作为史官，当然有资格在此时参与讲经论史，此刻，针对二刘的总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他认为，梁国君臣、宗室在太清之难的表现是臣不忠、子孙不孝、兄弟不悌，就是因为大家沉迷佛教，只顾着修来世，无所谓今世的忠、孝、悌，故而行事肆无忌惮。
萧瑀立刻出列反驳，说佛教未兴之前，自先秦以来，中原就有许多不忠的乱臣贼子，赵惠文王饿杀父亲赵主父（赵武灵王）于沙丘宫，就是子弑父，大不孝。
司马晋的八王之乱，宗室相残，此为不悌，这都是佛教大兴之前就发生过的事，可见不忠不孝不悌之辈什么时候都有，怎么能怪到佛教头上？
萧瑀认为，若按照这种逻辑，后汉时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事、晋时卢循利用天师道起事，莫非就可以认为，道教罪大恶极么？
眼见着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里跳，宇文温不由得扬了扬眉毛，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折腾了数月，话题再炒下去就要糊了，所以他今天设了个圈套，让崇佛的官员不由自主往里跳。
跳进去，再想出来的话，呵呵...
宇文温如是想，看向傅奕，却听傅奕高声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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