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迈思教授认为，在安全区内，接受市民居住登记者似有十六万人，
但于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说；“你们登记的市
民有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在有几个地区里，也不包
括年老妇女。因此，我认为本市的总人口大概为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前
引书2， 第一四二页）。这个十六万人的数字，似乎可以理解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记数。
这样，进收容所的难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市民生活的安全问题，在安全区外当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区内，除收容所外也是无保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又记录了这样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在深夜被强姦。她的父母
亲和她自己刚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里。父亲把女儿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万分，至今还不能行走，据她的父亲说，她的阴部肿得厉害（前引
书2，第一一九页）。
随着南京治安状况的好转，关于促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去的问题，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曾于二月十八日致电国务卿，美国驻汉口、北京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他在电报（检证一九○六二法证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在法庭上宣读）中报告如下：
据报告，近两、三天来南京情况有显着好转，我感到高兴。大部分中
国人从所谓“安全地带”回到了市内各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还有，反
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实际上有所减少，日本官宪保证，
将努力改善原来居民的生活状况。
日方对外侨所采取的行动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个设施——一南京
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復。
最近，已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
（前引书1，第一六三页）
关闭收容所和安全地区的正常化问题，就这样一天天有了进展，但另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事实上也于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员会。前面提到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写的记录，早已使用了“旧安全区内”（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这个词（前引书2，第二○八页。原着，第一六三页）。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的拉贝主席在公函中就会名的更改问题，说是改为“与现在职
务相称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会名是在其职权移交完毕后更改的（前引书2，第一五七页）。关于二月份后有所改善的南京情况，希参照下面的记述。
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导全是谎言
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能从日本的新闻报导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为当时报导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导。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径庭。
估计是马吉牧师——那个留在南京的外侨，在信中对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况这样说：“我们看了两、三份上海的日文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据这些报纸报导，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商店正在迅速开门营业，业务正在恢復正常，日本军同我们合作，向可怜的难民供应粮食。‘中国匪贼’已从南京一扫而光，现在所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这样，就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这真使人忍不住要发出苦笑。”（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三页）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谈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况时，他说：这一天，在日本大使馆里集中了收容所干部等约六十个中国人，分别製作了五色旗和太阳旗各一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难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难民较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十名，他们被唤去鼓楼集合。据说当天的计划预定是：日本军在难民们于鼓楼前高举五色旗的同时，发表演说，奏乐，还对这些挥舞旗帜前来欢迎新体制的幸福的人们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前引书2， 第四十二页）。因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报纸照片和电影看到那种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这封信在写了上述事实后说；“然而有报告说，在市区内日本军继续采取火攻办法，强姦和诱拐十二岁、十三岁少女的事件发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于把士兵赶出总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时，曾在蚕桑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的资产）附近设有步哨线。”
马吉牧师（？）在信中所说的“新体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维持会”，该会于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
（辩证二六六七）中，对那天的“盛况”是这样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时，有数万中国民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