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史达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藉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復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