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着《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
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着《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盪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
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
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
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
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往会
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
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
精卫復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
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
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
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
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
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
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
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
闿从中百般疏解，力劝蒋氏不必走向极端。因此，这一次争执乃告解决。谭延闿终于在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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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
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
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
派的友好合作关係，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
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氏否认联席
会议的一个直接答覆。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
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中共
党员）、陈公博、徐谦、昊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情卫、顾孟余、
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
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
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
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宋子
文、谭平山七人为政治会议的主席团。军事委员会委员定为十五人，蒋介石等当选为委员，
蒋介石与邓演达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八人，汪精卫等当选为委员；
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些决议显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
蒋氏所培植起来的个人军事独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说到的这些人事更易之外，还制定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