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衝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鑑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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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復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
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
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
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
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
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
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
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
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繫。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
来，就託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係，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
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係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
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係工农运动等，
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
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
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
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
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
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
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
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
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
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
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