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比较正常的。对彭德怀的信的批评也基本没有脱离信的本身。不过说法
轻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数人调子比较高。许多人的发言还着重做了自我批
评。
还有一个情况，可说明讲话后仍在按正常程序办事。就在23 日上午散
会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
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9000 万人上山，1070 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
多，现在落实到1300 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
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
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
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
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
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
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
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
1：8.8 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衝口而出的，
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
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鑑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
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
这是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情。这里还可以插叙这样一件事。周恩来对钢
铁生产的情况是一直不放心的，怀疑指标是否真落实了。上庐山之前的5
月19 日，他派陆定一和他的秘书许明并一位专家，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
一路实地考察。陆定一在《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刊《光明
日报》1979 年3 月6日）文中回忆道：“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
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在这些地方，我
们亲眼看见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
铁要焦炭，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
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
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已经弃置不用。开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
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
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
计算生产数字。我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和市委管
工业的书记马天水不敢见我们。他们派了一个人向我们说大话，说1962 年
上海要年产1000 万吨钢。我们一计算，单是为了运输煤炭、矿石和生铁，
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了。”回到北京向总理汇报时，“总
理只是仔细倾听我的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也没有批评我思想右倾”。陆
定一曾同我在一个组，他较少发言，只记得大家批判我时，他只有一句较
重的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概这也是迫于不得已说的。在文章中，
陆定一还谈到，从北京去庐山的火车上，他同彭德怀谈话时，也把对总理
的话对彭说了。于是在山上也有人说他右倾。
26 日这天，传达了毛泽东新的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印发了《李云仲
的意见书》及长篇批示。会议就进一步升级加温，就不只是信的问题，而
且是人的问题了；就不是无组织，无准备的了，而是有组织，有准备，有
纲领地向党进攻了；而且还是“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问题了。
23 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说大跃进是靠热来的，
热是革命的基础。他还谈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如
果不能节约粮食，小食堂就比大食堂好。农民私有制惯啦，分散消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