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像万箭穿心似的。”他的难过，
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
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
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鬆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
在后来追记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 日的检讨
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十倍万箭穿心的检讨啊！
我是列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可是也被作为重点，在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
评。我在第一组，有北京的几位部长同在一组。20 日的发言，我曾谈到钢
铁翻番和1959 年高指标，同华东计划会议有关，这当然刺痛了柯庆施。小
组会上有人揭发我在火车上说过：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
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乔木，有延
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是要出轨的，
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这位揭发的同志当时并不在火车上，我就追
问，那么是听见谁说的呢？他说是柯老说的。我就说，这更奇怪了，柯老
又不在火车上。当时这位同志就收回了“李锐说大跃进翻了车”这句话。
当时我太不冷静，太少年气盛，不该接着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同你今后只
能谈风花雪月。”从此，“李锐说去年翻了车”就讲不清了。那时我必须极
力辩明自己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我跟柯庆施“结怨”，还有这么件事：
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时，冶金部的报告很受毛泽东的讚赏。柯庆施在南宁
会议很得恩宠，是当时的大红人，也急着想写一篇东西，以便在会上印发。
他找我起草，但他谈不出多少东西，我难为“无米之炊”。只记得他有过这
类豪言壮语：15 年内，全国人人都要当大学生，那时他正应聘为復旦大学
讲课。我费力凑了两千多字。结果此文没有在会上印发，他大失所望。后
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庆施向他埋怨：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
他必带张春桥，庐山会议也带了去。）这天中午吃饭时，柯庆施知道了我们
小组会的情况，就斟了一杯葡萄酒，走过来要跟我干杯。我就大声说：柯
老，你是看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满餐厅几桌人都
听见我这句话，见到这个场面：我硬不干杯，转回餐桌不予理会，使得这
位柯老下不了台。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我这个人何等“少不更事”洞时
也说明当时的情况，还只对事没对人，会议的空气还允许我如此放肆。但
柯庆施这个人我是忘记不了的。《龙胆紫集》“戊己辞”九首最后一首：咏
某“战友”，就是写此人的：
“人皆学士”此雄心，福至心灵沐主恩。
应命捉刀难补意，语人落第乃输文。
未能合唱法螺调，因得常攀牛鬼亲。
一跌风波吾老矣，盖棺“战友”典型存。
26 日，我作第一次检讨（《简报》都刊出的），首先检讨了上次态度的
不好。随着简单说到一年多来的思想情况：从我本身的工作（水电）来说，
从来是觉得可以多快好省的（长期为此争取过），对总路线、大跃进是认真
贯彻执行的。去年以来，同主席的接触和向主席写过三封信，主要是谈当
时钢铁指标定得过高，其他难以平衡；以及对计划工作等方面的意见；总
的精神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大跃进和贯彻总路线，对鹤寿同志（王鹤寿也在
第一组）和冶金部的意见，从来也只是说指标定得过高了，左邻右舍有困
难。对于把“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我有一种想法，认为像庐山这样的会
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把一些缺点和问题谈清楚。对于彭
总的信，我是有过同情的。刚一看到时，感到作为对立面提出来是好的，
当时还同别的同志说过，彭总伟大（果然后来有人揭发）；以后又看了一遍，
也只是感到一些词句和一些提法上，例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
上次我讲了（记录没有写上）。至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总路线的怀疑、
摇摆扭于自己的思想状况，根本没有这样的嗅觉。听到主席讲话后，对许
多问题比过去看得深了一步，受到很大教育。
大家认为我没有敞开思想，有的人对我的发言不满意，我那时还完全没
有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还把我在小组会上同别人争论的情况，以及不跟
柯庆施干杯之事，得意地告诉周小舟和周惠。他们听了，也颇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