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你在小组发言，还引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话说，资本主义经济
失调，受害的只是少数资本家；社会主义经济失调，就要影响工农关係。
这些话代表你对大跃进的看法。认为大跃进出了轨，认为比例失调已经影
响到阶级关係。”这种批评还是近情理的。批评我反对“以钢为纲”这些言
论时，也还没有戴大帽子。
这天我作了第二次检讨，承认迷失了方向，承认20 日的发言精神不对
头，“实际上对彭总的信可说起了呼应的作用。习仲勋同志说我是中间派，
这说得轻了，我是中间派偏到右边去了的”。说自己会议初期读书，看材料，
搞比例关係，钻综合平衡问题，以及大跃进到底以何种速度为宜等问题，“这
完全是一种书呆子气息”。
关于1070 万吨钢的问题，我谈到去年6 月“主席找我去谈问题，问到
钢的情况，我说钢不够用。主席说，既然不够用，今年钢能不能翻一番呢？
第二天遇见王鹤寿同志，把主席意见转告，鹤寿同志当时感到有些困难”。
下面是王鹤寿的插话，也刊在《简报》上。这是一段重要史料：
“有这么回事。开始我们计划1958 年搞800 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
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
问题，能上得去。铁上去了，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
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
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 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
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
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
应由我们负责。”
30 日晚上，反覆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下面这
封信。当然“史达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
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
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
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
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
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的身份来参加中央
的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无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
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
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
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
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
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
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
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
时指出、纠正甚或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
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 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
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
心里话（譬如 1950 年、1952 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
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
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 月18 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
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
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
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去开会了。
听了主席23 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
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
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
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
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
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