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
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
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
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
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
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南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
洛甫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每次开会，四比三，我服从，不同第四
人谈。到黎平，才改变了战略，争取群众，公开讲，博古赞成（这以后长
征才避免了逃跑主义）。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态度解决问题，等一等，比采
取非法手段好。这是讲领导机关犯了错误情况之下，要改变其错误而言。
六大后的中央委员没有几个：周恩来、毛泽东、任迅时。朱德、项英、李
立三。邓发（补的）、陈潭秋、关向应、张国焘、瞿秋白（按：朱德、陈潭
秋不是六大选出的中委），后来有四中全会选的，五中全会选的，王明提议
六中全会补选的。中央主要领导班子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
提拔的人，多数转变过来。如果没有相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政策，就不行，
转不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 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
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揭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
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
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
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
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谈
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他当时写信给中央，
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
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使彭德怀得到点安慰：总算澄清了20 多年的
一个误会。）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
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
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
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
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
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
了三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繫群众。
你跟人的关係搞不好，10 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
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
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
格不人。党的内部关係。党与人民的关係，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
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係三七开，
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
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
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
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
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
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做，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
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
同在北京城，10 年9次电话，1 年不到二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
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覆。9 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 次，老子跟
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
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
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
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 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
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
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
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