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分布图上的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復原的了，哪怕部分的復原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以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而且甚至要以所有被捲入的人们再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包括那些参加或被迫参加在名义上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也在所难免。不管这段可怕的历史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在1954年的今天看来，1939-1946年间的那一场“民族大迁移”总是一个重大事件，很可能要在旧世界的这西北一隅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界的变动
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义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着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义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义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什勒斯维希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什勒斯维希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併丹麦的北什勒斯维希；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併南什勒斯维希，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西欧唯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什勒斯维希的气度。1935 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的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係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併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復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復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部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併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併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现由俄国人作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併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义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铸成的一个大错(那次和会曾决定把近五十万南斯拉夫人置于义大利的统治之下)。今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还有待于最后处理，但是，目前仍处于义大利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和现被置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义大利人为数都比较少。威尼西亚本部的东北角，居民是讲南斯拉夫语的，但从公元1420年到1797年一直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从1866年起又一直隶属于义大利王国，1946年四大国委员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在访问威尼斯-朱利亚的同时也去该地访问，他们直接得到的印象是，这些操南斯拉夫语的前威尼斯国国民颇似瓦莱达奥斯塔区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