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到1931年12月，上面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承认在打 “AB团”过程中，一方面“简单化了”，一方面又“扩大化了”，形成 了“肃反中心论”。周恩来同志到了中央苏区后，主持作出了《关于 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要求“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 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并提出给予“纪律上的制裁”。此后， 苏区中央局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的决议，决定给其留党 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下放基层工作。 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纠正以后，我才又被起用，派我到第一师 任政治委员。我刚到第一师工作不久，就赶上打赣州。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932年1月 10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 地。攻打赣州的战役，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 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地方部队担任游 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 2月4日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扫除了敌外围工事，迅速分兵 向赣州城垣推进。当时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 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 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城西门以西是漳水河，第 一师正面是城墙，我师部队就摆在城墙与漳水河之间。攻城的方法 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首次进攻由于爆破未成功而受挫， 我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 赣州战役开始之前，我就对此次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 态度。待抵达赣州城下，我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越发感到 这个仗打不得。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我曾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 的建议，但未获批准。 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于是，
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位于城东门 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衝起的砖石泥土飞到半空 足有一百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我军突击队，一 支二百余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城墙被炸开一道口子后，守敌一个 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兵力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 量。我军重新组织突击队进攻时，战机已失，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 我再次提出撤围的建议，仍未获准。此后，我军又连续组织了两次 爆破攻城，均未奏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多。这时，陈诚奉蒋 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 达遂川以后，即架设浮桥渡江。我军发现敌援兵从北面逼近赣州， 曾派出一支部队前去阻击，并用“火船”去焚烧敌军的浮桥和渡船。 红军战士勇敢得很，他们驾驶小船直衝敌阵，快要接敌时，将煤油 浇在船上点燃，战士们才跳下船往回游。由于敌人的火力过于密 集，我军驾船的战士纷纷中弹落水。其实，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江 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就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 连浮桥也没有烧着。 敌第十一师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了守城兵力。敌 另一部援兵则分路包抄我军侧后，并向飞机场方向进击。我见敌援 兵已入城，并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分割包抄之势，我军攻城显已无 望；且我军久战而疲，减员不断增加，若继续滞留赣州城下，后果将 不堪设想。于是，我直接向彭德怀军团长建议撤围，并批评他是“半 立三路线”。但彭德怀依然不予理睬。 援敌第十一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在 一天的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军从洞口出城，突然向我军发起反 攻，城外敌援兵也一齐向我进攻。敌人内外夹击，遂使我军陷入腹 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在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 夜里出击。当时我正在师指挥所里，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我一到 打仗不利的时候，就睡不稳觉，心里总放心不下。过了半夜之后，我 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估计是敌人乘夜出击了。我立即把侯 中英师长唤醒，告诉他说可能是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让他到前边 去看看情况，指挥部队。侯中英刚睡醒，有点迷糊，我硬是把他拖起 来。他听到枪声大作，急忙跑出去指挥部队。 侯中英走后，我仍放心不下，就带着通信排长和通信班，离开 师指挥所，走出一百多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 所，并立即架线与军团司令部联繫。电话接通后，我向军团部报告 说，情况相当紧急，应下令部队立即撤退突围。接电话的是军团参 谋长邓萍，他告诉我说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枪声 越来越近，知道敌人已打到我们附近来了。情况已相当危险，我只 好采取机动措施，先让师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 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然后，我让通信排长去通知特务连速作 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 敌人就到了那里。我望见原来师指挥所的位置火起，就带通信班离 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设法去找部队。路上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