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麵，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復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着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盘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復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儘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餬口，但我仍然儘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