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代表团在德?拉?沃尔勋爵率领下于９月２４日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两个月后，据说协定迟迟不能签订，仍然是由于奥加登地区的问题。
在这些地区约有五十万索马利亚人，其中不少人是受英国保护的家族，事有在衣索比亚境内放牧的权利。这些索马利亚人手无寸铁。英国当局并不认为衣索比亚局势己很稳定，因而可以象皇帝所期望的那样在这些地区撤销英国的军管政府。……我们提议该政府应继续存在到战争结束再行考虑作出安排。
然而，新的协定终于在１２月１９日签订。在协定中，英国放弃了它在１９４２年获得的特殊地位。英国公使不再享受比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优先的权利，皇帝也不再须聘用英国顾问或经英国政府批准的人担任顾问了。一俟衣索比亚政府正式保证对于铁路的继续有效经营已作出满意的安排时，英军将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撤离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将撤离迪雷达瓦以及铁路西北边的保留地区。但在铁路和季季加之间的保留地区以及奥加登地区，英国将保留军管政府，行使立法、司法全权，但不影响承认皇帝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作为象征，在该保留地区和奥加登地区的英国和衣索比亚政府建筑物上空将同时飘扬两国国旗。英国军事代表团将继续留下，仍由英国政府支付每年十五万英镑的日常费用。但现经协定规定，军事代表团团长将对衣索比亚陆军大臣负责（而不是对东非总司令负责了），而且军事代表团须在英、埃两方的任何一方发出通知后三个月撤走。美国报界在报导这一协定时都意味深长地突出了第九条。根据这一条款，英国放弃了按１９４２年协定第十一条第三节规定的在衣索比亚领空飞行的专有权，而为所有同盟国飞机取得了在衣索比亚的过境权和着陆权。
德?拉?沃尔勋爵解释说，英国曾表示愿意在三年内每年提供一百万英镑的赠与，条件是这笔款项应由英国人和衣索比亚人组成的联合开发委员会管理，这些英国人将作为衣索比亚政府的顾问。但据衣索比亚
驻华盛顿公使馆称，衣索比亚政府曾要求英国以“类似美国”根据祖惜法“给予援助的那种方式”提供九百六十万英镑。衣索比亚谢绝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建议仍搁起来没有解决。ｌ９４５年２月，衣索比亚与英国的关係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正值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之后归国途中在埃及会见中东各国首脑，海尔?塞拉西亦在其中。衣索比亚驻伦敦公使馆宣布皇帝此行是应美国总统邀请，总统特为皇帝陛下配备了副官和侍从人员，并且还配备了一架专机。皇帝对总统及其国务卿友好谅解的态度深为感动。……皇帝作为总统的客人在埃及逗留期间，愉快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请他会见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先生的邀请，并藉此机会讨论两国的相互关係。他然后乘坐美国政府供他使用的飞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到了大战结束时，衣索比亚人对外国顾问和帮助他们的人的猜疑已近乎病态。佩勒姆博士关于教育制度的一段冷静而不带偏见的描述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３７７塔法里马孔南学校重新开办了……负责人最初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后来是一名英国校长，再后是一名加拿大耶稣会教士。……皇后迈南学校……先是一名美国人负责，后来是一名英国人，再后是一名瑞典女校长。……海尔?塞拉西中学……先后有两名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借来的英国人当校长，继他们之后是一名瑞典人。……他们〔衣索比亚人〕终日担心外国人的影响会太大，又害怕外国人挤掉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让受聘的外国人士有一个合理期限的任期，对他们也不给以合理的信任。……计划、人员、国籍等的经常变动，无疑造成了教育管理近乎紊乱的现象。并使许多有志于对衣索比亚有所贡献的人心灰意懒。
皇帝不仅限于在同欧洲列强交往中坚持衣索比亚有权取得全部主权的主张，而且在衣索比亚教会和埃及柯普特基督教会之间的关係上，也是如此。公元四世纪，衣索比亚已信奉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基督教，公元４５１年卡尔其顿会议之后，便与当时仍然联合在一起的拉丁和希腊教派分裂，改宗柯普特基督教派（一性论派）。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埃及人逐渐改宗伊斯兰教，直到近代，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仅有一百十万名信徒，而衣索比亚在１９３０年，六百万左右人口中估计就有二百六十万衣索比亚教会的教徒。可是，衣索比亚教会儘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它同埃及柯普特教会的关係却依然是母女关係。它仅有一名教区主教，而且向来是由亚历山大高级主教不经征求衣索比亚教会意见就任命埃及人担任的。古代柯普特人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全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公元３２５年）的教令，并给它蒙上一种虚假的神圣色彩。根据这份伪造文件，衣索比亚教会只能有这一名主教，而且他无权任命别人，儘管根据亚历山大的教规可能任命多至七名衣索比亚人任副主教的圣职。至于那些最杰出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又自然不愿接受提升擢拔而去一个远离埃及的国家供职，况且那里的语言同他们自己的语言，不论是阿拉伯语或柯普特语差异都甚大。因而，主教的职务也往往流于一种“不足道的尊严”。１９２６年，教区主教去世，衣索比亚当局曾试图说服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