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努西所抱希望的復活在利比亚阿拉伯部队中表现出来，这支部队的军徽就是以黑底上画着萨努西的白色新月和星为标记的，部队中的阿位伯军官有不少人曾在１９３０年以前参加过反对义大利的战争。在英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占领期间，这支部队执行国内治安任务，实际上与军政府无关，此时军政府着手要从一些不那么爱国的分子中招募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使利比亚阿拉伯部队有可能成为萨努西对军政府不满的一个中心。因此，在副首席政治军官的建议下，这支部队中的二个营于积极作战活动停止后仍予保留，并改编成为一支武装宪兵，名为昔兰尼加保安队，同时也把警察吸收在内。由于在沙漠的战斗中，作战双方都遗弃了大量的武器，要完全解除部族的武装是不可能的，但相对他说，严重的犯罪行为尚不多见。阿拉伯人表示合作，组织了自卫队巡视海岸，并协助捕获了两股敌人破坏分子。１９４３年３月，军政府建立了阿拉伯人的文官制度，到１９４５年底，各区约共有三百五十名土着官员，在班加西、德尔纳和马尔季三个城市约有一百名上着官员担任负责工作，而在偏远的岗位上也有不少土着官员，在几乎没有英国人的监督下，负重要的责任。到１９４５年底，共３９９有八所小学，二十所初级学校和二十二所古兰经学校，入学儿童约计三千五百名。在埃及教育部的合作下，解决了教科书问题，因而采用了埃及初级学校的课程，并迅即受到欢迎。军政府对大约四千五百名犹太人的子女，也设立专门学校。儘管缺少人员、病房和设备，军政府扩展了原由义大利人创办的医院和药房。从义大利医务人员中留下来的仅有的三十七名修女，“由于她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忘我工作而受到了特殊表扬”。
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剧烈下降，那里的阿拉伯居民本来已习惯于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之类的现代设备，但苏莱曼（即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已被全部破坏，班加西也遭到严重的损失。然而军政府的使命仅仅是“照管和维持”，只是经过一再坚持才被授权设立公共工程局，并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在首都开始清理和修补由于轰炸而造成的破坏。在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５年间，工作有所进展，但即使在大战结束时，班加西的居民仍不得不在几处给水站取水，没有电灯和电话。正常贸易的恢復缓慢，使城市生活上的困难迟迟不得改善。另一方面，农民和部族的人则习惯于起码的生活水平和周期性的贫困，儘管他们的牧群损失很大，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军政府的唯一办法”只有招请阿拉伯人向敌产保管处用短期租借的方式，使用义大利人放弃的原属于利比亚殖民公司的农场。这些农场是在大战爆发前不久义大利殖民高潮时建立起来的，还没有时间达到丰产，但绿山地区原有的四个义大利居民点的农场，根据１９４３年６月的“山区农场计划”，却很顺利地租给阿拉伯人耕种，由一名英国军官严密监督。最主要的农业区是在马尔季（巴尔切平原），义大利人曾在那里征用三万英亩连绵不断、适用于机械化耕种的大片土地。由于军政府直接经营这片土地，使昔兰尼加在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６年间做到了小麦和麵粉自给，节省了船舶运输，虽然有人指出，在一个降雨量不稳定的国家里，要经常有这样的收成是不可靠的。
第六节的黎波里塔尼亚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义大利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撤退，这同昔兰尼加的情况是相反的。战前，这里的义大利居民总数达九万人，现在留下的约四万人（包括的黎波里市的一万八千人在内）。为了使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决定继续留用许多义大利官员，他们合作得很令人满意。他们的留用获得了多数穆斯林居民的同意，虽然具有政治头脑的少数人对之并不欢迎。义大利农业居民点为了安全起见，放弃了边远的农场而集中居住在一起，因为这些农场容易遭受土着大规模的劫掠。由于残留的义大利警察部队对此不足以应付，苏丹国防军的部队接替了警察的任务。义大利医生和护士几乎全部留了下来。他们通力合作对付当时在的黎波里市内和被义大利关在集中营里的二千个土着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受到过分的虐侍”）中流行的斑疹伤寒，并在不久之后恢復了义大利医务人员过去的效率。在处理民用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发觉由于运输工具、灌溉用水泵和其他机械的义大利零件缺乏，义大利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为轴心国供应皮革，当地的牲畜在１９４１年被大量屠宰。当局虽然努力控制物价，但黑市猖撅，而第八集团军于突尼西亚战役结束后和入侵西西里之前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使１９４３年的物价飞涨犹如脱羁之可。从义大利人的政治态度来看，没有理由担心他们有什么不轨行动。战争期间在西部省区虽曾发现过一个女特务，但间谍行为从未构成过威胁。作为旧统治结束的象征，四个高级法西斯官员遭到拘留；但在１９４３年４月，有两个自称是代表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团请求军政府予以正式承认时，它们由于“领导人才干不足而未获鼓励”。
义大利人早先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时，他们之所以４能获得成功，主要在于利用当地居民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