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1984年，当电脑在我们国家还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怀中的“宝贝”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电脑控制中心已经正式运行了，这也是我国中药企业首次与电脑结缘。我们开始是用电脑进行财务管理、生产调度、情报处理、资料储存，发展到现在，已经直接运用于生产一线。像进入新世纪后建成投产的提取车间，从煎煮到出液，从沉淀到浓缩，整个车间二千六百个控制点，六十多个控制迴路，完全由计算机来进行自动化程控，原先三十多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两个人就能承担，而且质量还有了大幅提升。这个车间的现代化程度，不仅在国内领先，在世界范围也居于前列，连见多识广的温家宝总理在参观后都连连称讚：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代化的中药厂，管理得很好。
◆“破三铁”——提高整体福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旧思潮的交锋。在治疗药一统天下时推出滋补保健药，将传统中药剂型改变为现代中药剂型，在厂区建设和生产设备上和现代化接轨……这些举措看似只是物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人的改变，人与人的斗争。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破三铁”，改革的对象则直接变成了人。
“破三铁”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干部能上能下，破掉“铁交椅”;职工能进能出，破掉“铁饭碗”;收入能高能低，破掉“铁工资”。这些放在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当年，绝对是一场斗争。你想想，原有的二十三个处室，一下精简成十四个;原先当车间领导的，一下子成了统计员、库房保管员;干得好的可以取得高收入，干得不好的、不遵守劳动纪律的，连原先的工资都拿不到……这必然触动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一时间，反对“破三铁”的声音满耳朵都是：“全国多少万个全民企业分配製度都不动，杭州第二中药厂为啥要动?还不是你冯根生要出风头，称好佬!…职工全变成了合同工，还叫全民企业吗?”
在阻力和威胁面前，我们没有退缩。我知道，只有破掉“三铁”，国有企业才有活力。我们坚持劳动表现、劳动纪律和工资收入挂钩。一位工作骨干工作时间在车间里洗头，我们依据规章扣了她五十元钱(当时全厂月均工资只有六十五元)，被职工们嘆为“比在美国洗头还贵”;一位副厂长因为“夏时制”忘了调錶，迟到两分钟，被当场罚款……一件件的事实让职工们认识到，这次“破三铁”不是说说算，而是真改革了。
更重要的是，职工们看到了改革后生产力的解放，给大家带来了种种好处，尤其是整体收入和福利的提高，开始自觉地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变从前的“死、懒、散、穷”为“活、勤、严、富”，于是出现了懒人变勤人、为了不迟到打计程车上班等一系列新鲜事。
◆考厂长——让老虎挣脱束缚
“花无百日红”，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企业一直蓬勃向上，一次次成为改革发展的典型。到了1989年，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大幅下滑，国有企业普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困难面前，我们盼望能够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没想到，一些领导部门非但没能提供这样的支持，还反过头来，把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解脱的枷锁又重新捡拾回来，重新套在国企头上。“考厂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
“考厂长”就是上级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厂长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五花八门，从安全知识到财务制度，从劳动工资到经济合同，甚至连环保绿化知识、计划生育条款，也要厂长亲自出头考一番，花上许多时间，写上几万字的答题。这种考试，不仅内容繁琐，而且规定严格：见不到厂长的教学檔案、培训笔记和考试成绩单，申报的部级以上的质量奖项不能批准，企业也不能升级。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知道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鸡叫出门，鬼叫进门”，“两眼一睁，忙到三更”，长出三头六臂都不够使，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陷入到这里边!几经思考，我决定再当一回“出头鸟”，告诉他们：老冯罢考了。当时，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是绝对反对考试，有些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必备知识，考一下未尝不可。请一些新厂长参加上岗知识培训和考试也可以。但是现在的考试太多太滥。我当厂长二十年了，快下岗了，再叫我参加上岗考试，有必要吗?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劳动保护、植树绿化都有专职干部分管，全叫我一人考，受得了吗?门门都考好成绩，厂长合格证书是拿到了，但厂长的活儿全别干了。”
“我这样说，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听了可能不高兴。有的人会说，‘老冯，企业的事我们都不闻不问，那叫我们吃干饭?’其实，这些同志误会了，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光靠自身努力很难解决。对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服务和理解，我们求之不得，举双手欢迎;我们感到厌烦的，只是形式主义的机关作风。”
考厂长是上级在考你，罢考当然有大风险，我认识的一位厂长，就是因为要处理厂里的一件急事没有参加某项考试，被领导大会点，小会批，最后连劳模称号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罢考”的目的是呼吁给国企改革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