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这辆违规的民营汽车来捧场了。
吉利老人的回忆是，在豪情下线的那一天，李书福几乎处于绝望的状态。可以理解的是，汽车不像他以前生产的摩托车和冰箱，因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门，无论是交通、运管还是公安部门，任何一个环节的彻底否定，都会置刚刚下线的豪情汽车于死地。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吉利汽车很难找到经销商。以前李书福做摩托车，他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吉利汽车有异地生产这个致命问题的情况下，李书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中国特色。儘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制已经比李书福放弃北极花冰箱的时候要宽鬆得多，但对于一些大的垄断行业，管制还是严格存在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电力、邮政、通讯等等。儘管像吉利这样的民企不断地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来衝破这种管制，很多行业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政府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放鬆管制的力度，但汽车业当时的管制是明确而严厉的。
但是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策和对策同时存在。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争夺产业分布进而赢得其背后的税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要点。浙江的国家投资较少，客观上造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汽车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这导致了大量在生产汽车配件领域有很大优势的民营企业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地方政府干涉的问题。
李书福的机会就在这里。吉利汽车的见证人，《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写下了这样一段对当时的回忆，发表在东方网的评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