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为了息事宁人，我愿意就约翰的立场作一些让步，但内尔森却没有这种心态。毫无疑问，内尔森对待约翰的居高临下姿态一直很伤人，但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爆发成公开的敌视。过去，约翰一般都向内尔森让步，而内尔森天生的政治直觉从来都不会让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过分。但这回，情况却不一样了。
约翰对“侄子侄女们”的同情，以及他们在书中向科利尔和霍罗威茨表达的观点，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内尔森对他眼中孩子们的叛逆行为大发雷霆。既然我们要把基金会传给年轻的一代，而年轻人已经公开鄙视这个家族并正投身于内尔森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挽救基金会呢?内尔森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分配给我们兄弟几个认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机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内尔森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兄弟早期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和管理的垄断。
119. 阋墙(1)
从1977年年初开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会议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内尔森与约翰之间愤怒的争吵加剧了，而劳伦斯则偶尔会放弃自己作为理事长的职责，介入他们的争论。如果这种家庭内部争吵是在私下进行，那么情形也就不那么令人沮丧了，但外部理事们—包括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联邦储备前董事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长约翰•加德纳—也被迫目睹这些过激的场面。
敌对态势是在内尔森回到5 600房间后几天内开始的，当时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长。内尔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经接替约翰短暂领导过基金会，而约翰则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内尔森一回来，劳伦斯坚持说他很高兴能够让位，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填补内尔森的空缺”。约翰立刻表示反对，说该轮到我当理事长。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后几年的沉重负担为由谢绝了。劳伦斯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理事长，直到我4年以后从银行退休。
百折不挠的内尔森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确保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个提名委员会会议上，内尔森提名国家艺术基金会前董事南茜•汉克斯和亨利•基辛格为理事会成员。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约翰—对他们作为理事的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曾长期与内尔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绝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后，他们两人都入选了。
内尔森还建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应当恢復其原有职能，即为兄弟几个人的个人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们”和家族外的成员—都只能担任顾问。内尔森的大胆想法很不切实际，约翰•加德纳尤其感到愤慨。
加德纳要求与我和劳伦斯私下谈谈，于是我们在5 600房间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加德纳对内尔森的提议感到义愤填膺。他指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在公共组建的基金会里，每一个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託责任;一个外人投票的作用永远都不得低于某个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纳的意见，并明确地告诉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劳伦斯坚决维护内尔森的立场，严厉斥责加德纳，指责他的动机和他的个人信誉。加德纳明显被劳伦斯的斥责激怒了，便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之后，加德纳辞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的职务。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报导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纳透露了报导中的内容，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尔森的提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接受。正因为此，我对约翰•加德纳竟然让这件事见诸报端感到极其失望。那以后，负面的公众效应在一段时间里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名声。
但是，衝锋陷阵的内尔森拒绝约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会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长岛的纽约科技学院提供一些捐助资金，帮助其建设一个新的骨科大学。提出该议案是受肯尼思•里兰博士的启发。
许多年来，内尔森一直蒙受里兰博士的照顾—他成了内尔森信赖的朋友，是他永远的随从人员，无论我哥哥到哪里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并随身携带他那张便携桌子，以便进行治疗。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访内尔森，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兰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个关节被弄得噼啪直响，四肢被扭曲着、拉拽着，看来很不舒服。在内尔森的建议下，巴布斯和劳伦斯也应用了里兰博士的经验，而且他们也深信不疑。
内尔森的提议引起了其他理事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觉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源，来支持由他的一个密友主持的优势并不确定的项目。但是，内尔森拒绝让步。最后，作为一种折中，理事会拨款10万美元，研究该大学的经济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为都市艺术博物馆提供援助的议案问题上，约翰和内尔森再次“决斗”。内尔森要求将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