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双城杂笔》
齐恆
香港的红酒
红酒闯进了香港人和事的地盘。实在也不算太短暂的话题了。当然，我们得把红酒弄个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两年曾有一匹班次不高的马，赐名红酒，结果胜出，算是浮了一大白（抑或是赢了个满堂红？），我们这里说的红酒，当不局限于那匹马，但似乎仍得加以定义——必也正名乎。
红酒，在华洋杂处的香港，不少学贯中西的高人雅士会很自然地说，红酒？可不就是wine啰？一点不错，但让我们来看看六十、七十年代之交的越南——那时的西贡还没有胡志明市的影子——那里，他们的饮食相当法国派头，他们用比较便宜的「餐酒」（Vin ditable）来调合水果、汽水弄fruit punch，并且升格称之为「鸡尾香槟」，大概渗进汽水（说不定还有啤酒在内）便产生泡久的效果吧？但他们绝对不肯把有名堂的插teau Wine红酒渗进这种「鸡尾香槟」里去。他们把有红色葡萄酒Vanrintal Wine才叫做红酒，品种可以检定的白葡萄酒他们老老实实叫它做白红酒。这里习惯，就像从前上海人把巧克力糖叫做咖啡糖（因为巧克力是咖啡色的），以致其后把白巧克力叫做白颜色的咖啡糖一样。
至于白葡萄酒，管它是一九九三的Chevalier montrachet也罢，还是叫它做白红酒错不了。因为中国的白干係列，从泸州大麯到桂林三花，从鼓味双蒸到金门高粱，都是没有颜色的烧酒，却根本没有葡萄酿造的风味。
且不去根究那么些词语上的、甚至属于纯文字范围上的背景了。红酒，在英国人留下的殖民足迹之中，在槟榔屿、在当日的海峡殖民地诸邦邑（那就包括了马六甲和新加坡，也许还有吉隆坡）和香港，甚至比香港更洋泾浜的上海和天津，都以claret的面目出现，正如白酒White Wine他们一律都以Hock来称呼一样，也不必计较是否与Hochbeimet Fiesling有关。
红酒毕竟总是渗进了香港的生活方式里去了。那些动辄便说手上有多少箱Penfolds的Grange Hermitage或者Barbaresco, Angelo Gaja，而以此骄人的贵介王孙们，已开始失去风采，因为他们未必说得出那批珍藏和哪一种黑松菌配搭得最好呢。
然而红酒毕竟渗进我们知识界的高雅活动里来了。记得有一回我们在饭桌上谈到一个由年轻的教授（也总不免有四五十岁了吧？）们组织的「品红会」，以品尝不贵但不常见的红酒为旨趣。其后他们把「品红」改称为「倒红」，意谓也不一定要懂得品味，只要肯把瓶子里多少有点名堂的佳酿倒出来让大家尝尝就够了。
名称一改，果然大行其道，「倒红会」果然变成一个不定期的雅集，而且所倒之红也开始「走红」，间或会有瓶Petrus，或者辣菲德罗富齐，或者两瓶年份不凡的「靓次伯」了。名字改为倒红，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插曲，就是「倒红」另外有了个新意：这时恰好《红楼梦》之学又復兴盛——一箧八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百五十部，由人民出版社为「香港红楼梦文化艺术展」影印，隆重面世——品红诸子中有谓「红学」已经浪费了太多学者知识分子的精力，不宜再「品」下去，要「倒」它一下了，于是「倒红」凭空又多了一个标籤。但这与斗倒三面红旗岂可同日而语，而红学之热潮也未见蓬勃，于是随着「红学」潮汐的兴替，倒红会仍然倒它的不贵也不差的插teau Wine，也没有谁再去动醉红花瓶的联想了。
在这期间，酒价有了变动，一九九○年在凯悦「雨果」扒房卖四百元左右一九八六年装瓶的Penfolds Grange Hermitage, 现在的标价是七千八百元，而且「雨果」也没有现货。看来，酒市场还会有一段牛市的好景，国内正在大量吸纳，加州Merryvale一九九○年的白酒（还不是白宫选用作餐酒那种呢），也叫价五百四十元一瓶了，香格里拉的「玛高」餐厅酒牌上有一瓶一九八九的Pomerol，也就是英国人叫所有的波多尔红酒做Claret中的一种，因为名字吃香，年份又凑巧，竟然叫价一万二千八。这瓶「李鹏」插teau Le Pin可能在国内被吸纳的程度远比香港为甚呢。
说起香格里拉的「玛高」，显然它是以插teau Margaux系列的藏酿为标榜，比起当日东京蝴蝶餐厅的插teau Papillon系列藏酿，日本富豪的品味孰如星马郭氏家族？日人真是瞠乎其后了。也许日本人有了现在西武的酒窖，已非吴下阿蒙，但以一个旅馆集团的一间扒房而言，「玛高」的藏酿实在是极其不凡的。
先说它的插teau Margaux系列吧。
由于是他们的独门之秘，他们藏有三十三个年份的「玛高堡」旧酿，却没有像别的品种名酿那样编了号。这三十三种名酒，代表了「玛高」品种的各种酒质，最贵的每瓶在一万二千元以上的有五个年份留存分别是一九二六（14,500元，还能饮用否也大成问题了）一九四五（13,800元），一九四九（12,600元），一九六一（12,500元）和一九八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