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藉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讚他 「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係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衝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係，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復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着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係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係。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 。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 。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 。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