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囚室里渐渐黑下来，角落里有人小声唱起了歌：
人有父母，欢聚一堂。
我有父母，各处一方。
人有丈夫，温满香房。
我有丈夫，同梦异床。
衣不蔽体好凄凉，
餐不足饱更悲伤。
地狱——天堂……
歌者嗓音嘶哑，粗糙，但哀怨缥缈，婉转缭绕，如艾叶飘动。它从黑黑的角落开始蔓延，直到塞满整个囚室，把简晗挤在冰冷的墙上。简晗不知道这是谁作的曲，但是要提到许如辉这个最着名的电影插曲音乐家，她一定知道。整个30年代，电影“无歌不欢”，几乎每部电影都会推出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20多岁的许如辉就是专门干这个的。简晗应该听过他的《永别了我的弟弟》《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摩登女郎》等作品，每首歌曲都在上海电台热播过，颇受大众青睐，引得上海市民竞相点播，反覆传唱。这首迴荡在囚室的《囚歌》是许如辉为一部电影作的插曲，电影夭折后，歌词却流传下来，只不过没有曲调，于是很多人为它作曲，所以这首《囚歌》的版本很多，歌词也根据歌者性别随心所欲修改，比如把原词中的“妻子”改成“丈夫”。
歌声渐渐弱了下去，突然，外面传来一声犀利的哨子声，异常刺耳，角落里有人说：“该开饭了。”
唱歌的那个女人哑着嗓子说：“不！是枪毙人。”
简晗顿时紧张起来。
远处有铁门“眶啷哐啷”打开的声音，然后就是脚镣声，哗啦，哗啦，由远而近。简晗和薛妈还有另外4个女犯一下子扑在窗口，脑袋贴着铁条，使劲向外张望。只有胡斯枚坐在原地纹丝不动。
脚镣声越来越近，好像要拼命划破夜幕。不一会儿，一个身材瘦长的死囚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现在她们眼帘，他约摸30岁的样子，身体羸弱，似乎拖不动脚镣，每走一步上身都要向前倾一下。有两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跟在他后面，还有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背着手拖在最后。相信其它女囚室的犯人也都把脸贴着铁窗，她们一声不坑，默默地盯着这个马上走向死亡的男人。
死囚每走到一间囚室，就停下来盯着贴在窗口上的每一张脸，然后不住点头，似乎在无声地向所有的女性告别。
唱歌的女犯嘆气说：“唉！装了一年疯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去。”
简晗不禁问道：“你认识他？”在窗口，她看见唱歌的女犯大概40多岁的样子，脸很浮肿，显得眼睛特别小，头髮已经花白。
“上个月我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他陪杀场，也在这里经过，那时候他多乐观啊！唱唱跳跳的，没想到……”
“陪杀场是什么？”
“就是把你拉上刑场，枪毙，”旁边一个女犯喘了口气说，“是假枪毙，跟其它死囚并排站一起，逼你在最后时刻招供。换我胆子早吓破了，我宁愿真赏给我一颗子弹，那样多痛快！一了百了，省得活着受罪。”
这时，死囚走到2号囚室，通过外面微弱的灯光，简晗这才发现他的头部与腿部伤痕累累，鲜血已经凝固，破烂的衣服一缕一缕粘在身上。他停下来的时间似乎很长，久久盯着简晗她们。简晗不敢正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充满着坚决与渴望，略微带着一点战栗，似乎想告诉人们，他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简晗第一次面对一双濒临死亡的眼睛，心里害怕极了，她垂下头，再也不敢看他。突然，她发现有什么东西在身边瑟瑟抖动，越抖越快。她回过头，是薛妈，她全身不停颤抖，眼里浸满泪水，两隻手死死抓住铁窗，好像要给那个死囚一点生存下去的力量。死囚看见薛妈，睁大眼睛，朝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然后拖着脚镣，继续朝前走去了。
薛妈认识他，他们是一伙儿的。
突然，死囚开始大声唱起歌来，他的嗓音高亢而悠长，伴随着铮铮的脚镣声，如金石撞击，掷地有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首歌铿锵有力，如千年苍松盘根错节，沉稳而悠扬，比刚才听到的《囚歌》强过百倍。简晗没听过这首歌曲，她不知道这是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1920年瞿秋白翻译，后萧三在莫斯科根据俄文又一次转译，由陈乔年配曲的《国际歌》。
唱《囚歌》的女犯说：“是个共产党。”
“你说什么？”简晗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
“只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才唱这首歌。”女犯答道。
薛妈认识他，他们是一伙儿的。简晗猛地转过身，盯着薛妈，她简直不敢相信，吴宅的薛妈是个共产党特工。
死囚的歌声还在继续，并渐渐远去，绵地千里。此时，他已经把最后的结束句换成法文，声音更加高亢，好像生命的最后宣誓：
C’est la lutte finale
Groupons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歌声戛然而止，随即监狱死一般寂静，寂静得似乎囚室里没有一个犯人。2号囚室里的7个女犯跟其它囚室的所有囚犯一样，各自回到自己的铺位，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