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扮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几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④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①“汉”即中国人。②都督即军事总督。③唐生智后来在一九二七年担任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国民军司令。他对汪精卫和共产党都叛变了，在湖南开始对“农民大屠杀”。④袁世凯后来当了中国的“大总统”，一九一五年又想做皇帝。
二
在长沙的日子（中）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製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製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讚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 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等侯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