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隻猫，那是一隻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彙。《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好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学。这听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
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上）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隻鸡杀一隻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