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在信中写道：
哥：
妹子先在这里给你拜年了。
我已经记不起有多久没给你写信了，感觉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一样。
窗外，西北风吹动着满地的黄叶，光光的树枝裸露在这寒冷的风里，瑟瑟抖索着。这个冬天真的好冷好冷，印象中从没有这么冷过。你那里一定是冰天雪地吧，想想你那里，我的心就像被什么绑住一样。哥，你那里冷吗？你现在好吗？
去年底，中衢省组织巡回医疗队，我们医学院是一个医疗组。按规定是不会有我的，我的孩子还小，没有人照顾。可医疗队组成名单公布了，我的名字列在了最后。我找系领导，系领导说，这事不是他们定的，他们报上去的名单中根本没有我。最后名单中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名字，他们也觉得奇怪。我又去找院领导，院领导说，他们报上去的名单，是根据各系以及附属医院报上来的名单定的，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中。可是院里没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在卫生厅，卫生厅下达的名单中为什么有我，他们也不清楚。无可奈何，我不得不託人请保姆照顾梦白，并且打点行装。
如果不是参加这次医疗队，我还不知道这次的天灾人祸严重到了何种程度。我不知道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医疗队每天都在接诊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全都是饿的。有很多人我们是可以救活的，只需要一些葡萄糖或者别的最普通的药品。可是，我们没有。眼睁睁看着病人活着抬进来，死了抬出去，不是因为尚未攻克的绝症，甚至不是因为疑难杂症或者是误诊误断，仅仅因为我们开出的最普通的药而药房说没有。作为医生，这是我们的耻辱，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伤痕。更让我痛心的是，有一天我去了药房，看到的东西让我天旋地转，我甚至恨我是一个医生，是一个面对死亡和特权无能为力的医生。药房里的药确实非常少，少得令我吃惊也令我心寒。可是，更让我吃惊和心寒的却是，药房里竟然有那些最普通的药，而且数量不算是太少。我问司药，明明有这些药，为什么医生开给病人，病人却拿不到？你绝对想不到，司药说，对于什么人用什么药，上面有严格的规定，他们如果用错了规定，是要受到处分的。
有一次，医疗队的一个领导问我和那个姓李的女人有什么矛盾，我心中猛地一愣。我说我也是莫名其妙，她好像总是和我过不去。这位领导又说，我这次参加医疗队，就是她去卫生厅活动的。我有些不相信，卫生厅又不是她家的，她哪来这么大的本事？那位领导小声地对我说，她这次参加医疗队并且担任队长，就是卫生厅点的名，让她捞点政治资本的，回去之后，她立即调卫生厅当处长去，甚至有人说，调令都已经下了。我恍然大悟。难怪学院没有往上报我的名单，我的名字却会出现在卫生厅的最后名单里，原来是她在整我。
哥，你说这世界是怎么啦？这样一个女人竟然可以官运亨通，而那些正直的人却一再倒霉。由她，我想到了我的老师余珊瑶。对了，忘记对你说了，这次参加巡回医疗队，我见到她了。真没想到，以前的她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迷人，现在见面，我简直认不出来了，看上去，她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村大婶。如果我没有记错，她才只有三十多不到四十岁吧。她有什么错？不就是爱了一个人吗？爱有错吗？与那些内心阴暗，背后整人的人相比，她要崇高一千倍一万倍。还有周昕若，我以前的那个校长，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大功臣，搞地下工作的时候，进过两次国民党的监狱，受尽了各种凌辱和折磨。解放后，他先后在几个地方任职，有口皆碑。可现在呢？职位一降再降，变成一个没有半点锐气的小老头了。那天我去见他，发现他像是怕冷一样，腰微微驼着，不断地咳嗽。我真的觉得做人好悲哀。
算了，大过年的，不和你说这些了。
哥，真的好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寄来的那些东西，我这个年都不知怎么过了。
你的大恩大德，妹子这一生，恐怕是无以回报了。
白长山刚读到这里，书记推门进来，他连忙收起那封信，悄悄地塞进抽屉里。书记说，人都来齐了，咱们开个会吧。白长山不解，问，开啥会？书记说，去年，这世界不太平，苏修卡咱的脖子，又遇到自然灾害，国内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现在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复杂得很，咱们的一些同志由于不加强政治学习，思想意识存在很大的问题，被阶级敌人利用了还不自省。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也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忧虑吗？咱可不能让毛主席在中南海担心，咱得警醒着点。白长山心中一惊，自己只顾着和方子衿谈情说爱了，这亡党亡国的大事，他倒是给忘了。他说，行，开吧。咱是要学习学习。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白长山走进办公室，把门反锁了，拿出方子衿的信，反反覆覆读了好几遍，再拿出信笺纸，开始给她写回信。
他写道：
妹子：
昨天晚上，我又梦到你了。你穿着一套白色的衣裙，像仙女一样飘然落在我面前。你站在一片白桦林中，微笑着。你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朵美丽的百合花，那么圣洁那么美丽那么迷人。我呆了，巨大的幸福，一下子把我淹没了。我说，子衿妹子，是你吗？我终于见到你了吗？你说，哥，是我，我是子衿。我来了。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