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略家，拿破崙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于是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起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崙本人是一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的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一个重要因素。”（註：在耶拿战役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兰纳斯军在五十小时中走过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过了七十五英里。拿破崙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为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可以算是它的躯壳。拿破崙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这是战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意图很少加以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年，他对苏尔特说：“一个人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也就他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是采取攻势的。早在1793年，他就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点上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海伦斯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战役中，只有一个战例是完全防御性的会战，那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从防御的态势改变为攻击的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于是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会战中有时只需采取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考兰科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在对敌人作乘胜追击时，或者是在他的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遭遇挫折时，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于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区的图形好像已经印在他的大脑中，形成模型一样。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同时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在他的战争延长之后，他的步兵水准降低了，虽然他曾经说：“士兵只会射击还不够，一定还要能命中。”事实上，他对步枪的射击术却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比如说在1800年，当他的大军越过圣贝纳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参谋长布歇曾经命令所有的新兵都射击几发子弹，以便知道用哪隻眼睛瞄准和怎样的装子弹。一直到1811年，我们才听说拿破崙批准新兵应作实弹射击练习，即使如此，还是只准用次等火药。事实上，在他全部的战争中，拿破崙所依赖的主要的是火炮而不是火枪。他说：“无论是攻城战、还是野战，担负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经带来一个全新的革命……製造战争的就是炮兵。”下述数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在马尔普拉奎特之战中，法军发射了炮弹11,000发；在瓦格拉姆之战中，为71,000发；而在莱比锡之战则为175,000发。在亨利四世时代，法军所有的火炮为400门，在路易十四时代已增加到7,192门；路易十五世时又增为8,683门；路易十六时再增加到10,007门。1815年，在拿破崙的指挥之下，共有火炮27,976门。
说也奇怪，虽然拿破崙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的炮兵衝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战役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两个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的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崙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的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战役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才使拿破崙无法把威灵顿从他的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丧失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崙，则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威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崙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
如果普王威廉·腓特烈参加了1801年的对法同盟，那么他对于这位杰出的军人还可说是处于有利的挑战地位，但是到1806年来进行这个挑战，却可以说是愚蠢之至；因为奥地利已经被打垮了，俄国人也已经逃过了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