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这本1903 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
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嚮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满眼血丝的復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閒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
“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人吧!”(原载1996 年10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第15 节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我就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只好跟着流。嚮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前合併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 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我在湖边问20 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对于嚮往已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蹟，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迴避。衡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嘆息。到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噁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
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蔀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
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唱歌，上千上百的歌者，各唱各的，结果“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渐渐地，歌者的竞技心起，变成音乐比赛，音色较差的就被自然淘汰。当“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
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
时，整个虎丘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