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导终于引起天河区公安局的有关领导及兴华街派出所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态度一直蛮横的银河村治保会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终于也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有了动静。
12月22日上午，银河村治保会的两名负责人在天河区兴华街派出所3名民警陪同下，第一次前往白云区人民医院，慰问躺在病床上的黎世东。警方表示：一定要早日破案，给伤者一个满意的结果。为首的有关警官称，治安员打人是不对的。经过警方的大力侦查，目前打人凶手已基本查清楚。他还向黎世东及其家属解释说，派出所办案有个调查取证的过程。
银河村治保会有关负责人也诚恳地向黎世东致了歉意，并说治安队员打人是百分之百不对，他们今后一定引以为戒。
当派出所及银河治安会有关负责人向黎世东征求有关意见时，伤热依然严重的黎世东强烈要求公安部门秉公执法，依照有关法律严肃处理打人凶手；要求对方赔偿其医药费、误工费等有关费用，并要求追回其被抢去的1700多元现金及金戒指。
当天夜晚10时许，负责处理黎世东一案的兴华街派出所有关警官特意致电我说：感谢新闻界对此事的关注，派出所一定会给伤者一个满意的答覆。他称，该案案情极为复杂，派出所经过多日认真侦查，已掌握了有关情况。得等待法医对黎世东等3人的伤情作全面鑑定后，警方再根据受害者伤势的严重程度，对当事人做出处罚。
接着，此警官请求我这个记者出面帮助调解此事，多做黎世东的思想工作，最好让治保会方面多赔偿一些钱，让黎多得些实惠的东西，这对他本人及家庭均有好处。最后，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报导此类事件，以免影响不好。
我的连续报导，也引起了天河公安部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2月25日，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有关领导对此事明确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迅速破获此案，依法严惩行凶者！
但是，我还是无法轻鬆，来自各方的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随后而至的种种威胁更令我提心弔胆。
在受到社会各界及众多热心读者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从报导见报的第二天起，我也开始不断收到匿名电话的骚扰、恐吓及威胁。
次日上午，有一青年男子以匿名方式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语气极其不友善：“别以为你们这些臭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就是会写几篇没人看的烂文章吗？我今天只是好心提醒你，识相的别再提治安员的事儿，再不要报导这件事了，否则叫你后悔也来不及！”
说着，对方“啪”一声挂上了电话。
随后，一操蹩脚普通话、满口粤语腔的中年男子气呼呼地在电话里叫道：“你们记者当时又不在现场，谁能证实治安员打人？就是打了又能怎么样？你们乱写乱说是要付出代价的！”稍后，另一男子在电话里再三对我循循善诱，请我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并征询我能否按其意思做些正面报导，声称愿意支付所谓劳务费。我拒绝，追问对方是何人，谁想，该男子不阴不阳丢下一句“×佬，我是经常杀人的，最近正好手痒痒！”然后啪一声扔掉了话筒。
第三天，又有一个粗声大气的男人在电话里对我吼道：“你这个小记者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谁敢跟我们过不去？《南方日报》又算××！我们早听说你是骑单车的，修理你还不如捏死只蛤蟆？有胆你就再给老子继续写下去，老子先砍你一双手，叫你一辈子写不成东西，再砍一双脚，叫你想爬也爬不成……”
当天夜晚8时许，我与一位同事正在看稿子，桌上电话骤响，我刚拿起话筒，里面不紧不慢传来一个男性低沉的声音：“我要找石野——”我以为是读者，于是很客气地答道：“我就是石野，请问你……”
谁知，对方突然破口大骂：“听说你小子很牛×呀？老子跟你说，买你人头老子上不封顶！最多30万，就叫你脑袋搬家！”
报社的一些热心同仁闻之此事后，也不禁气愤地谴责对方是龌龊小人，只敢躲在暗处叫嚣。后来，我应报社领导要求，如实写了篇新闻稿，但由于种种原因，编辑部并未将我原文照登，而是删去了相当一部分，终以《匿名电话威胁记者毫不惧怕》为题，发表在1998年12月25日《南方都市报》的头版显着位置。
有人公然威胁我的报导见报后，又一次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众多读者纷纷以各种方式对我表示声援。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当天下午，驻穗某部一群官兵从军营发给主编一份传真，对我表示声援：
《南方都市报》主编先生：
贵报自12月20日以较大篇幅连续报导了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之事后，在读者群中引起较大反响。我们非常感谢石野记者不畏强暴，敢为民执言仗义的大无畏的精神。因为这篇报导，我们喜欢上了《南方都市报》；因为石野先生的勇敢，我们爱上了都市报。石野先生这样有正义的记者，如果有社会败类胆敢侵害他，我们一群官兵，将全力以赴保护他。向石野先生致以崇高的军礼！
同时，通过这件事的报导，我们已自费订了近十份都市报。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36节 向黑恶势力“叫卖”人头！（3）
看到了来自军营的声援，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当天下午，广东省武警部队两位不愿意留下姓名的战士，用他们极为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