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呢？天气条件会让草原和周围的山地变得一片荒凉。盛夏时，最关键的资源可能是来自山谷的水。通过留在阿布胡赖拉，他们可以享用在夏天达到最佳品质的植物，比如藨草和香附子的块茎——尽管在考古残骸中没有找到两者。
英国两位最杰出的动物考古学家，彼得·罗利——康维（PeterRowley-Conwy）和托尼·莱格（Tony Legge）研究了每年的瞪羚屠戮。 [5] 通过两吨碎骨，他们证明只有成年、新出生和一到两岁的瞪羚会被捕杀。这表明屠戮发生在初夏，因为只有在此时才会出现这种特定的年龄范围。
穆尔、希尔曼、罗利——康维、莱格和其他许多考古学家了不起的工作显示，阿布胡赖拉的狩猎采集者享受着最诱人的环境条件，这种条件持续了数千年，早在末次冰盛期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没有其他哪个时代的动植物如此充足，品种如此丰富，而且获得方式如此可预测——就像地中海林地的纳图夫居民所面临的那样。这让他们有机会抛弃自350万年前人类在非洲草原上出现起就过着的流动生活。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人们在村中有了长期的邻里之后，社会紧张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何必造成这种情况？更加安定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人类垃圾和健康风险，为什么要让自己面对这些？为什么要冒耗尽自己村子附近的动植物的风险？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人们并非因为人口过剩而被迫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纳图夫遗址的数量并不比之前时代的遗址更多。如果哪个时代有过人口压力，那就是公元前14500年，当时克巴拉遗址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细石器形状的标准化。当纳图夫村落在2000年后出现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过人口增加。此外，从他们的骨骼证据来看，纳图夫人相当健康——完全不像因食物短缺而被迫采取不想要的生活方式。 [6]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安娜·贝尔菲——科恩研究了骨骼证据，她很少看到创伤痕迹，比如愈合的骨折、营养不良或传染病。生活条件恶劣的人常会在牙釉质上出现细线，被称为发育不全。这些细线表明牙齿主人经历过食物短缺时期，且多在刚断奶后。纳图夫人牙齿上的细线不如务农民族常见。但纳图夫人和早期农民的牙齿都磨损严重，这证实了植物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用石磨碾碎种子和坚果时，沙粒会混入加工好的面粉或果糊。当人们吃这种食物时，沙粒会磨损牙齿，常常导致牙釉质几乎全被磨掉。
纳图夫人似乎既健康又相当和平。不同于卢伯克在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旅行时将要看到的情况，这里没有群体间冲突的迹象，比如嵌在人骨中的箭头。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群体是好邻居，所有人都拥有充足的土地、园圃和猎物。
为了享受村落生活的好处，纳图夫人和阿布胡赖拉人可能准备好了忍受不利方面，例如社会紧张、人类垃圾和资源耗尽。马拉哈泉村的发掘者弗朗索瓦·瓦拉相信，纳图夫村落的兴起完全来自克巴拉人的季节性集聚。 [7] 他回想起社会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工作，后者曾在20世纪初与北极的狩猎采集者共同生活过。
莫斯发现，周期性集聚的特点是热情的社群生活：充满宴会和宗教仪式、智识讨论和大量性行为。相比之下，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当人们置身相距遥远的小群体中时，生活相当乏味。
瓦拉认为，纳图夫文化之前的流动猎人和采集者的集会情形可能与之类似，而纳图夫人有机会延长集聚的时段，直到最终持续整整一年。事实上，在大卫绿洲已经可以看到纳图夫村落的所有关键元素：
石头居所、磨石、角贝珠、人类墓葬和瞪羚骨骼。随着气候变得日益暖湿，动植物也更加多样和丰富，人们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更早地回到冬季集聚地，直到有些人整年留下来。
事实上，在马拉哈泉村、阿布胡赖拉和公元前12500到前11000年的整个西亚，定居的狩猎采集者都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丰富的考古学证据和出色的研究工作让我们得以在头脑中重现那种生活的某些鲜活画面。无须费力，我们就可以想象橡子被装在篮子里运往马拉哈泉村，然后被磨成糊；阿布胡赖拉的猎人们终于看到了走近的瞪羚；在埃尔瓦德，人们为即将下葬的死者戴上角贝头饰、项链和脚带。
但最令人难忘的画面是几个家庭享受在森林草原上的一天——远离吠叫的狗、恶臭的垃圾堆和留在村中的坏脾气家伙。他们既不在寻找猎物也没有采集植物。这是个休息日，我看见他们坐在无数夏日鲜花之间。孩子们在制作花环，年轻的恋人则溜进了长草中。有人在交谈，有人在睡觉，所有人都享受着阳光。他们吃饱喝足，没有烦恼。
经过在阿布胡赖拉几天的生活和工作，约翰·卢伯克同他们坐在一起。他读着自己的书，发现那位同名者对气候变化有所了解，但知之甚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认识到天气发生了剧变，因为他在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造访过堆满了驯鹿骨骼的山洞，在泥炭沼泽中找到过橡树，还看到山谷被古代河流切开。但在1865年，人们尚未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多次冰河期的观点直到20世纪初才获得青睐，新仙女木等关键事件也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不过，现代人约翰·卢伯克还是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