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要那么做？”贺铭远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嘴角浮起一个意味不明的弧度，“时衍，你跟了我十年，你觉得你做律师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让陆时衍沉默了几秒。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刚进贺铭远律所的第一天，贺铭远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刚从法学院毕业，意气风发，回答说：“为了正义。”
贺铭远当时哈哈大笑，笑完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十年的话：“正义是个好东西，但它不付房租。记住了，在这个行业里，能活下来的律师，都是先学会算账的。”
“我当时的回答你一定还记得。”陆时衍说，“你告诉我正义不付房租。”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现在觉得，有些账，比房租贵得多。”
贺铭远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一个陶瓷的，上面印着一家律所的名字，那是贺铭远二十年前开的第一家律所，早就在一场股权纠纷中被收购了。他把烟灰缸拿在手里转了两圈，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疲惫，有自嘲，还有一丝陆时衍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接近于悔恨的东西。
“苏氏精密那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贺铭远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像是忽然卸掉了某种装了二十年的铠甲，“当年找上门来的资方代表是个年轻人，比你现在还小几岁。他给我看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说苏氏手里那几项精密仪器专利如果被他们拿到，至少能撬动五个亿的市场。但苏砚的父亲不愿意卖，他想自己做，想把这些技术留在中国。所以资方决定逼他卖。”
“怎么逼？”
“恶意诉讼。用知识产权侵权的名义起诉苏氏，把官司拖长，拖到苏氏的现金流断裂。到时候资方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低价收购。这个方案是我写的。”
贺铭远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案例。他把最后一截烟头从烟灰缸里捡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陆时衍面前。
“打开看看。”
陆时衍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病号服，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手腕上缠着绷带。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苏建民，摄于2004年3月17日，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建民。苏砚的父亲。
“这张照片是苏建民自杀未遂的第二天，我偷偷去拍的。”贺铭远的声音忽然变得沙哑起来，“我去医院不是去看他，是去确认——确认他还活着。因为如果他死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捂不住了。”
陆时衍握着照片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他见过无数的证据，看过无数的卷宗，但没有一份像这张照片一样让他觉得烫手。因为照片背面那一行字的笔迹他太熟悉了，是贺铭远的手书，连收笔时那个微微上挑的弧度都一样——但这次那个弧度不是落在法律意见书的落款上，而是落在一个被逼到自杀的人的照片背面。
“之后的二十年，我每年都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次。”贺铭远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眼神空洞，“每次看完我都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第二年我又会接新的活，写新的方案，算计新的人。时衍，你有没有算过，一个律师一旦开始出卖自己的专业，他能卖多少次？”
“无数次。”陆时衍说。
“对，无数次。因为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每次都有新的理由可以说服自己——这次情况特殊，这次对方本来就有问题，这次我不做也有别人做。理由永远比底线多。”
陆时衍把照片放回信封里，动作很轻，像是在安放一件易碎品。他抬起头看着贺铭远，问了一个他想了很久才决定要问的问题：“薛紫英当年离开我，进你的律所，是你安排的？”
“是。”贺铭远没有否认，“我需要一个人在你身边，能随时知道你查到了哪一步。薛紫英是最合适的人选——她欠我人情，而且她确实对你有愧疚。愧疚这种东西，比忠心好使。”
“她在柏林传给苏砚的那些文件，你知道？”
“知道。我现在能坐在这里跟你喝酒，就是因为她传了那些文件。如果她没有传，我可能还会继续装下去。”贺铭远端起茶几上那半杯浓茶，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阻止她吗？”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在等。
“因为那天我看见她看你的眼神，跟我二十年前看苏建民的眼神一模一样。”贺铭远把茶杯放下，转过头来正视着陆时衍，“那种眼神叫做——我想停下来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停。时衍，你明天下午要做的，就是帮她，也帮我，停下来。”
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日光灯管里的电流声变得格外清晰，嗡嗡地响着，像一只困在玻璃管里的飞蛾。楼下的早点铺子已经开始忙碌了，能隐约听到油条下锅的滋滋声和老板娘的吆喝声。天快亮了，夜快要被翻过去了。
陆时衍把剩下的半罐啤酒一口气喝完，站起来。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却没有拧开。他背对着贺铭远，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很稳。
“师父，我有一个问题，纠结了三年。”
“你说。”
“当年我赢了那个公益诉讼，帮那批被欠薪的农民工要回了一千三百万。你当时骂我，说我不成熟，说我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件没有收益的事。但你后来偷偷往那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