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天刚蒙蒙亮。
陈桂兰穿了件洗得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用黑布条扎得利利索索，从灶间拿了两个昨晚蒸好的玉米面馒头揣在兜里，推开院门，迎着海风朝家属院外头走去。
后勤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家属院门口的土路边，两个小战士正往车斗上搬空油桶。
“陈婶子，上来吧！”一个圆脸的小战士跳下车来，搬了两个空木箱子摞起来当台阶。
“谢谢小同志，辛苦你们了。”陈桂兰踩着木箱利索地翻上车斗，在角落的油布卷上坐稳。
卡车喷着黑烟，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颠簸，朝礁石岛码头驶去。
海岛的清晨，海风裹着潮湿的咸腥气往脸上扑。
远处海面上雾蒙蒙的，几艘渔船的桅杆在雾气里若隐若现。
陈桂兰坐在车斗上，看着沿途的椰子树和低矮的灌木丛从眼前掠过，心里头翻腾着说不清的滋味。
上辈子，大伟两口子在黑煤窑里没了命。凤英一个人拉扯着，硬生生把自己熬干了。
这辈子，她既然重活了一遭，就绝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卡车到码头的时候，太阳刚从海平面上露了个头。
金灿灿的日光铺在码头的青石板上，海水拍打着长满青苔的石墩子，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
早班轮渡还没靠岸，陈桂兰找了个石墩子坐下，掏出玉米面馒头啃了两口，眯着眼看远处的海面。
大约等了半个钟头，一声低沉的汽笛从雾气深处传来。
一艘白色的渡轮慢悠悠地从海雾里钻出来，船身上刷着红色的编号，甲板上站满了拎包提筐的旅客。
陈桂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栈桥走过去。
渡轮靠岸，跳板一搭，旅客们鱼贯而出。
陈桂兰踮起脚往人群里张望，一眼就看到了王凤英。
她还是过年时那副精干利落的模样，瞧着精神头似乎更好了。
身后跟着陈大伟和赵红梅，一人背着个大包袱，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但眼睛里透着兴奋劲儿。
“凤英！这儿——”陈桂兰扬起手臂大声喊。
王凤英循声望过来，看见陈桂兰的一瞬间，原本绷着的脸上顿时咧开了笑。
“嫂子！”
王凤英撒开步子就往这边跑，布袋子甩得左右直晃。
到了跟前，一把抓住陈桂兰的胳膊，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眼眶都红了。
“嫂子，你咋黑了这么多？瘦倒是没瘦，就是晒得跟咱老家烟囱似的。这海岛上的太阳是不要钱啊？”
陈桂兰被她逗笑了，伸手在她胳膊上拍了一下：“我黑？你看看你，眼底下两个黑圈，跟画了戏妆似的。”
妯娌俩对视一眼，同时笑出了声。
陈大伟和赵红梅赶上来，规规矩矩喊了声“婶子”。
陈桂兰看着大伟，心里一酸。这孩子还是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个头比过年那会儿又蹿高了点，肩膀宽了，但眼神里还带着股不谙世事的质朴劲儿。
“大伟，红梅，路上辛苦了吧？吃了没？”
“吃了吃了，在轮渡上啃了两个馒头。”陈大伟咧嘴笑着。
赵红梅站在一旁不敢多说话，局促地拽着包袱带子。
陈桂兰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孩子在她面前拘谨，跟过年在家吃饭时那个话不多的闷葫芦一个样。
“红梅别拘束，到了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陈桂兰拉过赵红梅的手，拍了拍手背，“走，东西先放运输车上。车还得装两个小时的补给物资，咱们搭顺风车回去。趁这当口，我带你们逛逛码头。”
陈大伟把包袱和布袋子扛到停在码头边上的解放牌卡车旁，小战士帮忙搁到车斗角落里，拿油布盖好。
码头右侧紧挨着一片露天的渔市。
说是渔市，其实就是一排排用毛竹和油布搭起来的棚子，地上铺着水泥板，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盆、竹筐和铁皮桶。
王凤英三人刚走到渔市口子上，就被眼前的阵仗震住了。
这哪是卖鱼的，这是鱼成了精开大会！
一个竹筐里，十几条手臂粗的大黄花鱼摞在一起，鳞片在晨光下闪着金光，尾巴还在有气无力地拍打着。
旁边的大木盆里，青灰色的梭子蟹堆得冒了尖，每只都有巴掌大，蟹钳上扎着稻草绳，扎得结结实实。
再往里走，更是让王凤英三人挪不动步。
一个穿着橡胶围裙的渔民大叔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一排铁皮桶。
桶里是活蹦乱跳的大虾，通体透明，须子比筷子还长，在水里噼里啪啦蹦得水花四溅。
旁边的桶里是黑黢黢的海参，软趴趴地趴在桶底，卖相不好看，但王凤英知道这东西金贵。
“嫂子！这虾……这虾咋这么大！”王凤英瞪大眼睛，伸手指着那桶大虾，声音都变调了，“咱们老家河沟子里那虾跟这一比，那就是个虾米！”
陈大伟更夸张，蹲到一个装着八爪鱼的木盆前，看那几条八爪鱼吸盘翻卷着往盆沿上爬，吓得往后一蹦：“这、这啥玩意儿？章鱼？能吃？”
卖鱼的大叔操着一口闽南味儿的普通话笑起来：“后生仔，这是花章鱼嘞，拿来炖汤鲜得很！你要不要来两条？便宜卖你，三毛钱一斤！”
赵红梅躲在陈大伟身后，探头探脑地看着那些张牙舞爪的螃蟹和滑溜溜的八爪鱼，既好奇又害怕。
她在东北长到二十多岁，见过最大的水产就是松花江里的胖头鱼，哪见过这种场面。
“嫂子，这螃蟹怎么卖的？”王凤英的眼珠子已经不够使了，每个摊位都想看。
陈桂兰指着那堆梭子蟹：“梭子蟹两毛五一斤，花蟹便宜，一毛五。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