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在民间建立了信任，甚至产生了溢价。
这信用的建立，何其艰难！
而朝廷，拥有更大的权威，本应更珍惜这份信用。
可如今，他们只看到了信用的“借贷”功能，看到了能快速换来钱粮的便利，却忽视了信用的“承载”极限。
东宫的债券和朝廷的债券，看似不同，但在民间看来，都是“官家”的凭证。
一旦朝廷债券因量过大或使用不当出现问题，必然牵连东宫债券。
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
他李承乾担忧的，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
然后是“权衡”。
朝廷只权衡了“得到五十万贯”的即时利益与“可能存在的风险”之间的轻重，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
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风险一旦发生”的代价有多大。
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是民间财富蒸发，甚至可能引发民怨。
这个潜在的“隐形成本”，高到无法估量。
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甘愿冒此奇险。
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原理——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而是负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