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忍耐两个字，吴仁民的愤怒又给激起来了。他瞥见了黑影手里拿的书，他知道这正是陈真著的那本解释社会科学的书。“忍耐？你也要说忍耐？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呢？是不是要等到你这本书传到了每个人手里，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它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吗？我告诉你，那一天是不会有的。书根本就没有用。周如水不就是被书本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有李剑虹，他简直是一个书呆子。老实说我现在不再拿读书的话骗人了。我在大学里教了差不多两年书，还没有宣传到一个同志，而且连给资产阶级培养子弟的功劳也说不上！把你的社会科学收拾起来罢。要革命，还是从行动做起，单是在一些外国名词里面绕圈子是不行的。我说现在的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大革命。全世界的学者如毛，但是到了大革命发生的时候，连他们也只配陈列在博物馆里面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这不再是陌生的声音，这的确是陈真的。他知道陈真是怎样的一个人：抛弃了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安乐的生活，抛弃了学者的前途，在很小的年纪就参加社会运动，生活在窄小的亭子间里，广大的会场里，简陋的茅屋里。陈真并不是一个单在一些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的人。他怎么能够拿那些话来责备陈真呢？他想：“我错了。”但是他马上又警觉似地自语道：“陈真不会到这里来，我是在跟我自己辩论罢？”
“我们是应该忍耐的。这不是说忍耐地受苦，是说忍耐地工作，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时候。那一天会来的，虽然我们自己不会看见，但那一天是一定会来的。”这又是陈真的声音。
陈真的话向着他的头打来。这一定是陈真在这里说话，因为他绝不会跟自己辩论，向自己预言，因为他不是一个说教者！
“这是你，这一定是你！”他狂热地叫起来，“我在跟你辩论。说话的一定是你，因为你是一个说教者，我不是！”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说话的确实是他自己。屋子里并没有陈真，他是在跟自己辩论。
他的叫声使他力竭了，可是在这屋子里并不曾生出一点回响。除了他的脑子外，再没有一件东西使他感觉到他曾经发出了一些叫声。
屋子里仍然很静。后来三四声尖锐的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
夜已经来了，屋子里黑漆漆的。
他直伸伸地躺在沙发上，身子软弱无力，连动也不想动一下，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①《回忆录》：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娜·妃格念尔的自传。第二卷有中译本：《狱中二十年》。
第三节
“那本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拿给佩珠去看了，前几天忘记告诉你，”一天下午方亚丹来看吴仁民的时候对他说。
“她不见得就了解罢，”吴仁民随便答了一句，依旧在抽他的纸烟。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是一本好书，我读了，还流过眼泪，”方亚丹热情地说。
“这样容易流眼泪，你们的眼泪太多了，”吴仁民冷淡地说，其实这冷淡只是表面的，他的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我们除了眼泪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流。”
“你就只会说空话，你就像妃格念尔读过的那首长诗①里面的英雄②一样，”方亚丹气愤地说。“那位英雄到处散布雄辩的议论，然而只限于空谈，他从没有做过一件实在的事。话纵然说得激烈，终于是空话。”
“是的，你们连激烈的话也不敢说，”吴仁民只说了这一句就闭了口，因为他忽然记起了陈真的话。原来当初陈真把这本书送给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我已经读过了四遍，我每读一遍总要流不少的眼泪。我是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软弱了。”于是他忘记自己地高声接下去说：“我们太软弱了。”他又改变了语调说：“我们都是说空话的，无论是到外国去，或者留在国内，我们都是一样地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说空话。陈真也许是对的，我们太软弱了。在那样一个女性的面前我们的确都应该流眼泪。”这并不是寻常的赞叹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渴望、愤怒和悔恨。
方亚丹起先并不说话，吴仁民的话把他感动了，然而在他和吴仁民的中间究竟隔了一些栅栏，两种差异的性格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相互了解，不仅是因为年龄的相差。方亚丹的经验比较少，因此他更乐观。他和每一个新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一样，他没有什么创伤，他只顾看前面，绝不会想到“回顾”上去。
“仁民，你近来太容易激动了，同时也可以说是太容易伤感了，”方亚丹诚恳地劝道。“像这样下去，我害怕你会变成一个罗亭①。难道你思想上起了动摇吗？不然你为什么这样烦躁？”他说到最后想把话收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颇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怀疑这个比较老的同志。他很想再用几句话说明他的看法，可是吴仁民已经接下去说了：
“你不了解我，亚丹，你还不了解我。思想上起动摇，那绝不会！这伤感，这烦躁，是对于某一部分人的反感，同时也正是一种新的生活的酝酿。是的，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以后至少也得做一个像陈真那样的人，不再在书堆里或者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也许我的旧习惯太深，很难摆脱掉，得不到新生也未可知。但是我总要努力挣扎。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让他彻底灭亡，我不愿意再在矛盾中间生活。而且我劝